钱江：因热爱而写《乒乓外交》

　　钱江

　　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我的家乡上海举行了。在上海我与乒乓球结缘，直到今天，打乒乓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别人总说我打乒乓不如“写”乒乓来得有影响，因为我写的《乒乓外交》一书已出了两版，数十家报纸连载，还因此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乒乓外交》专题节目当过顾问。我有时因自己的乒乓技艺感到一丝懊丧，但这毫不影响 我对乒乓球的热爱。因为热爱乒乓球，我才有可能写《乒乓外交》这本书。

　　1971年春天“乒乓外交”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上海嘉定县的一名初中生。上小学时，我是校乒乓球队的小选手。“文化大革命”风暴卷来，把学校里的乒乓球台连同我的乒乓梦一起卷走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久违乒乓球消息的我天天走到邮局旁边的阅报栏前，一字不漏地阅读比赛消息。

　　经历了6年多“上山下乡”，我有幸成为“77级大学生”，毕业后不久，在北京攻读新闻研究生。1985年初，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宋中先生不幸患脑血栓住进医院。病情来得猛烈而突然，医生发现他的语言功能出现了障碍。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宋中先生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平静然而异常坚毅地对医生说，回想平生，没什么可遗憾的，只觉得还有一件事没有做。他亲历了“乒乓外交”的过程，因此希望医生帮助他再赢得一点时间，在脑血栓夺去他的语言功能之前，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听到这番表述，医生被感动了。

　　由好朋友引荐，在宋中先生病情得到控制后，我走进了他的病房。

　　这时，他说话仍然较慢，却以极大的毅力就“乒乓外交”的过程谈了一个下午。我马上感觉到，这段内容未曾披露，至为珍贵。走出病房时，我自问：“我能把这个历史事件写出来吗？”

　　宋中先生的历史责任感深深感动了我；再凭我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我应该尽力而为。万幸的是，宋中先生逐渐康复，回到家中向我细细叙述“乒乓外交”。从春到夏，我们谈了许多次，渐成忘年之交。我们发现了难点，那就是，宋中先生本人经历的还只是整个历史事件的一个片断，有许多情况，他并不知道前因后果，或者是间接得知。这不奇怪，在任何重大事件中，每个当事人的视野和经历都是一部分。宋中先生鼓励我继续采访，要抓紧时间。

　　我逐一访问了中国、日本、美国、巴基斯坦的数十位当事人，既包括庄则栋、郗恩庭、林美群等乒乓名将，包括当年来华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成员，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资深的中国和国外外交官。我有幸利用了当事人保留的记录和档案。至于我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主要是将他们的回忆和记录连缀起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自“乒乓外交”以来，乒乓球不仅是我们的国球，而且成了友谊和打破僵局的代名词。我感到高兴的是，用自己的笔，记录了“乒乓外交”，使众多的人们了解它，也使我结交了众多的朋友。

　　顺便说一声，写作《乒乓外交》前后，我“挂拍”10多年。然而5年前，我已重新拿起了乒乓球拍，它又一次成为我最好的运动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