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报社不久，领导给了我们三个新人三张写有不同采访任务的纸条，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一下子看到了曹限东的名字，连忙抢了过来，不客气地说，真像饿狼扑食一般。我知道，那是一种情不自禁。
一直很喜欢绿色，因为它代表生命，更因为它是“国安”的颜色。套用一句很俗的话：我是看着国安足球队的比赛长大的。也许是受球迷爸爸的影响吧，和他一起看足球，一边
听他给我讲的那些我不认识的老一辈球员，是我学生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
正是曹限东的名字又让我想起了那批曾经钟爱的国安队员，想起了我那未完成的遗憾。我想，这个借职务之便，和曾经的偶像亲密接触的好机会，说什么也不能放过。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次的采访让我尝到的还是遗憾。
“找”曹限东不太容易，因为那时的他已经离开人们的视线很久了，对于初次采访的我，更像没头的苍蝇。但不瞒你说，就连找他的过程中都是兴奋的，心里那种想看见偶像而眼巴巴的心情无以言表。经同行指点，终于和曹限东取得了联系，我更是乐得忘乎所以，那几天完全沉浸在能和他见面的喜悦中，而且特意给曾经“奚落”过我的男同学打了个电话，略带刺激地说了句“我要采访曹限东啦”！
在和曹限东的通话中，不知是太紧张还是太兴奋，我连话都有点说不利落了，但曹限东并没有为难我这个“新手”，他说能不能就在电话里接受采访，因为最近忙着足球学校的事。我连忙说：“没事没事，我能等，你什么时候有空都行，我再给你打电话吧。”我保证，这是当时的原话，也许是因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去找他们了，我生怕把这个见面的大好机会在电波中给浪费了。
本来，领导交代的任务很简单，问问他的近况就可以了。同事也提醒我，别忘了你是记者，别跟追星族似的。可我哪还管得了什么任务、是不是记者啊。采访机也买了，相机也借了，就等着和他见面了。
于是我每天都会给他打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方便。不知是不是我追星的口气超过了记者本应该有的冷静，让曹限东看出了我的“图谋不轨”，还是我的邀约技巧有问题，总之几次下来，依旧没能够得逞。最后，采访还是在电话里进行的。虽然问到想要的东西，稿子按时交了，领导也说我这第一次写的稿挺好的。可之后的很多日子，我都耿耿于怀，一方面觉得没能和曹限东面对面是个遗憾，更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作记者，连约个采访对象都不成功。现在想想，也许那时的我根本没把他当成采访对象吧。
事情过去一年多了，想想觉得挺好笑的，如果按我当时的心态，还真说不好见着他了会怎么样。上去拥抱？大笑大叫？可保不齐。自己丢人不说，也给报社抹黑啊，恐怕他还没见过我这么追星的记者吧。其实，曹限东能忍着淋巴发炎的疼痛，一边说话一边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咽吐沫来维持嗓子的湿润，举着电话跟我聊了半个多小时，已经够我这个曾经的国安拥趸幸福的了。
虽然现在还是觉得没和他见上一面有些遗憾，但我更体会到了这次采访对我之后的一些帮助。从追星族变成记者，从跟陌生人说话脸红到学会了那么一点点和采访对象的沟通技能，同时也真正明白了一位前辈曾告诉我的话：记者就是要挖到你想要的东西，什么形式并不是重要的，问出有价值的新闻才是根本。
后来，同样是在电话里，我采访了高峰、容志行，虽然兴奋难掩，但我已经学会以一个记者的角度和偶像对话了。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容志行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还托人给我捎来两盒广式月饼。吃着这一块块“与众不同”的月饼，心里这个甜，这个美，甭提了。
本报记者 邢巍（来源：中国体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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