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冀南：李玮峰转会失败问倒足协 球员限薪缺乏规范

　　吴冀南，对广大申花球迷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然他高居申花俱乐部老总之位，但很少抛头露面，侃侃而谈。从电子企业到足球俱乐部，吴冀南花了三个月时间的适应期，现在，该是他出手的时候了。这次在湘潭督战绿化江河杯义赛的两天时间里，吴冀南向记者亮出了自己的足球观。

　　关于李玮峰转会申花失败五个“为什么”问倒足协

　　与吴冀南的交流，依然从李玮峰事件开场。从多次向足协确认申花是否有资格引进，到携手副总吴金贵亲自到深圳谈判，引进李玮峰的失败多少让申花俱乐部、让申花这位新的当家人失了面子。要知道，这可是吴冀南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受到外界广泛关注的大事。

　　“经过了去年一个不太顺心的赛季，球队从方方面面都认为需要引进像李玮峰这样的球员，然而我做事情一向都非常谨慎，在决定引进之前多次委托人向足协确认申花是否有资格引进，还请工作人员把所有国脚的名单和上场时间都打出来给我看，在明确得到肯定答复后才展开全面操作的。”吴冀南强调说，这也是为什么申花俱乐部后来对足协的突然变卦表示“抗议”的充分理由。

　　“我们的人先后找过足协咨询，我也当面向他们讨教过。我们做企业的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我记得是韩国一家企业的老板说的，那就是要连续问五个为什么，后来这一理论被企业界奉为经典。”吴冀南很善于把做企业的专业本领转嫁到足球上来，“比如一个产品没有生产出来，老板应该连续追问，为什么没有生产出来，为什么生产机器坏了，为什么操作不当，为什么机油没有了，为什么操作的人擅离岗位……只有这样追问，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

　　“于是我也是这么问足协的，为什么为什么足协出台了国脚转会限制规则？为什么申花不能引进李玮峰？为什么要限制四名国脚？为什么不是限制三名或者五名？为什么国外俱乐部可以有八名甚至更多国脚？”吴冀南说，足协连第一个为什么都回答不上来，让他无法追问下去了，“他们只是说‘规定了就是不能引进’，讲不出任何道理，缺乏管理者的行为规范依据，所以中国足球这个大企业还没有管好。”

　　据理力争的吴冀南后来得到了足协的承诺：“阎世铎、杨一民、郎效农他们当时都承认这个限制条款有问题，今年一定会废除掉。据我所知，后来李玮峰自己都找上足协的门了，对于一个国家队队长来说，难道真的让他一年没球踢？这个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啊。”

　　关于足协分红不翼而飞中超公司成立势在必行

　　上周到足协开了三天的会，吴冀南深感中国足球目前的低迷和混乱。“我们听了去年中国联赛的开销和收入情况，得知原先承诺的各家俱乐部剩余的300万元收益没有了。足协的说法是，由于罢赛、暂停升降级、投资人和足协的斗争、主冠名商的退出等等原因，足协年底应该得到的收益都没有了，不仅没有，而且人家还追着讨债呢。”

　　此时的吴冀南立刻反应出做企业的规矩，“对于我们申花来说，也不可能靠这个300万元生存或发展，没有也就没有了。但是我立刻问他们，福特宝公司到底是不是独立法人的企业，如果是，所有投资人和俱乐部都有权利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企业和企业之间，有明确的账目和合同，不可能说一句没有了就没有了。如果福特宝现在还是足协的一个下属职能部门，那么我们俱乐部的成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你们足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冀南认为中超公司的成立已是当务之急，“虽然中超公司的人还是足协的人，但是必须是一家独立运作的公司，这家公司必须对整个联赛的运营开销和收入都有预算和决算，不再是职能部门怎么说就怎么样了。说到底，现在的中国足球还没有走入市场，我感觉谢亚龙下一步可能会重点突破这一关口。”

　　“这些钱都申花来说还无所谓，但对一些小俱乐部，特别是一些地方足球协会，损失就可就大了。这些钱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年绝大多数的收入，所以好几个地方足协的领导都在会议上表示不能接受了。”因此吴冀南感叹道，去年中超联赛的各种风波，其实根本就没有赢家，大家都是输家，“足协没有赢，其实足协的收入损失最大，他们也心疼的；俱乐部更没有赢，没钱也玩不起这个足球了；球员赢了吗？也没有赢，又是下岗又是降薪……”

　　关于球员限薪缺乏行为规范的依据

　　说到限薪，我想问申花俱乐部真的能按照足协规定贯彻下去吗？吴冀南坦言，足协限薪规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里面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再拿李玮峰为例子吧，假设他之前和俱乐部签了三年合同，年薪300万元，现在过了一年，难道合同就没有用了？那他心里肯定不能接受。足协强制规定要限薪，所以闹到足协那里，李玮峰是得不到支持的。足协会说，谁叫你们签两份合同，我只承认在我限薪规定内的那份合同。的确，足协有行业法规，但是李玮峰和俱乐部签订的真实合同就没有法律效力了？如果真的去打官司，按道理小法应该服从大法，行业法规应该服从国家法律吧。”

　　吴冀南接着说：“但是现在李玮峰为什么低头了？其实和我们谢晖一样，球员耗不起啊。在中国一打官司，时间折腾得长，可对于职业球员来说，一年不踢球是无法想象的，谢晖是个很好的球员，但是到现在他还无法在我们队打上主力，为什么？就是他离开赛场的时间太久了。”

　　更有意思的是，吴冀南对足协的限薪规定也有自己的看法。“过去说主力队员的月薪不能超过12000元，你说这现实吗？差距太大了呀。他们都是吃青春饭的，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因此俱乐部也是无法执行这条规定的。现在好了点，今年限薪说是年薪100万元以内，但是我还是有疑问，这个100万元到底是怎么得出的？为什么不是50万元或者150万元？还是缺乏行为规范的依据，各个俱乐部也就很难完全执行。”

　　“哪怕是定一个参考的标准，比如国家人均收入的6倍或者8倍之类的，也算一个说法。但同时还会有其他问题，比如说在上海生活的球员收入，和在一些内陆省份生活的球员收入，难道也要统一成一样吗？这又是明显不合理的。”吴冀南对限薪政策始终有诸多的疑问，一时找不到良策。

　　关于中超球队生存状况中国俱乐部难以盈利

　　经过对申花俱乐部过去一年运营的考察和今年运营的预算，吴冀南对足球俱乐部的生存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中国足球的市场恢复到1995-1996年那时的红火，你有把握让申花盈利吗？”我问道。

　　“很难，不是说没有希望，但的确很难。”吴冀南坦言，哪怕在申花最红火的年代，都很难做到赢利。“据我了解，郁知非的时候，也就是早几年有所赢利，但是后来也很难赢利了。”

　　“前一段时间英超阿森纳俱乐部的官员前来访问，我当时就问他们的赢利情况，他们告诉我阿森纳俱乐部是盈利的，每年的营业额大概在1.7亿英镑左右，其中盈利也有几千万英镑。我问他们主要赢利点在哪里，他们告诉我是出售电视转播权。”吴冀南逐渐开始了解国际市场，“而我们国内的情况就很不一样，电视转播权是统一由足协出售的，我们俱乐部分不到多少钱。坦白说，就算虹口足球场每场比赛都坐满球迷，我们也很难做到赢利。”

　　“国外的俱乐部，经营方针大多就两种，一种是大俱乐部，靠电视转播、专卖销售等赚钱；另一种是小俱乐部，靠培养年轻队员，然后转卖给大俱乐部赚钱，维持生计。但据我所知，世界上绝大多数足球俱乐部，本身都是不赢利的。”作为申花俱乐部的总经理，吴冀南也作了一些常识性的国际市场咨询。

　　“董事会对我并没有赢利的要求，这方面的压力并不大。”吴冀南开始介绍些申花俱乐部的具体情况，“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像做规范企业那样做申花足球，再也不能回到过去那样大手大脚、用完就伸手要的日子了。过去申花都是先花再算，不够董事会就补；现在我们都是先算再花，今年我们有详细的预算，没有进入预算的，就不能再随便伸手要了。董事会到年底也会通过这个预算，对我来进行考核。”

　　据内部人士透露，今年申花俱乐部的预算投入在8000万元人民币左右。

　　关于申花俱乐部商务开发球队冠名权也可以卖

　　由于西门子退出了联赛主冠名，中国足协一时还无法找到合适的买家。中超最终被集体通过延期，也主要是因为不少俱乐部商务开发得很不理想。吴冀南说，申花还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我接手申花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大的企业一般去年下半年就会有自己的方案，所以今年申花的商务开发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相信明年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比较好的成绩。”

　　吴冀南还透露，足协已经决定把联赛的主冠名分到各个赛区、各家俱乐部的主场，“也就是通过分冠名的办法，来让俱乐部找到一条生路。今年各个主场可能会有不同的杯名，但总的来说，这条政策宣布得也太晚了。”

　　在吴冀南的商业开发计划里，甚至还包括了可以考虑将申花队的球队冠名权卖出去。“其实我们的胸前胸后广告都是可以卖的，现在我们正在筹备一些方案，比如袖口的广告，胸前的广告等等，这对申花俱乐部的收入会有很大的提升。而且我也向董事会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们申花俱乐部的名称不会改变，还是叫上海申花SVA文广足球俱乐部，但我们球队的冠名权，也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也就是说，保持上海申花队不变，申花这两个字是不能也不会去掉的，可以考虑叫成上海申花某某某队，这样对俱乐部和其他商家，都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参考国外俱乐部的常规做法，吴冀南认为这一方案可能会得到董事会的批准，毕竟上海广电作为出资方，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和不受影响的。

　　一般说来，一支球队最繁忙的时间，就是赛季的比赛期；而一家俱乐部最繁忙的时间，就是赛季的非比赛期。距离延迟了的中超开战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吴冀南和他的团队将继续为申花的复兴做最为细致的基础工作。

　　作者

　　：本报记者 杜旻(来源：东方体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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