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体育评论员 许运在香河，谢亚龙给各俱乐部老总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谦逊和平易，而不像阎某人当年除了满口经纶便是“领导冒号”般的盛气凌人。虽然谢掌门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否保持一贯的谦和谨慎仍需检验，但起码带来一个信号——足协家长制的专权形象正在改变。
中国足球从1994年开始实行职业化，但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体系，而
是一种半职业、半官办体制的“怪胎”。在调控层面上，它既不完全等同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也不完全与市场经济的模式相吻合。而足协家长制的管理模式就是脱胎于两者错误的交集。
职业体育说到底就是商业体育，需要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发展运动本身，说了算的理应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中的人在投资和生产时不是按照上级的指令，而是按照市场规律。而事实是，决定中国足球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上级的家长式指令。转会市场“别出心裁”的倒摘牌制度，动辄取消升降级的混乱举动，甚至一度产生南北分区的荒谬构想……都是中国足球一再以“上层”政策偷换市场规律的产物。
只要长官意志存在，任何事物都能在理论上被偷梁换柱，中国职业足球最终成为这么一种怪态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不是“内行”还是“外行”能决定的问题，而是一个怪异的体制带来的强大的同化力。王俊生摆脱不了，阎世铎却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不仅若干遗留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俱乐部与足协的关系也从媾和破裂成对立。
打铁先得身子硬，收拾烂摊子，谢掌门切记要净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