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采访后的半个月，记者来到李富荣位于北京的家中。这是一处普通住宅的7楼，从窗户望出去，一条小马路显得相当安静，是个退休之后的好住处。
我在李富荣家的沙发上坐下，听他畅谈体育人生。我仔细地端详他，寻找那位17岁英俊少年执拍横扫欧洲时，被外国人赞为“善斗的小公鸡”的昔日风采，寻找着那位28届世乒赛勇搏“银牌”，被南斯拉夫媒体称誉为“美男子加轰炸机”骄人的形象。据说“轰炸机
”是指他在比赛搏杀时常发狠劲跺脚，声洪震瓦。岁月又给他增添了几分声威。）
当球员的时候，我是世界冠军，当教练后的目标，也是要培养世界冠军。乒乓球这项运动有独特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当教练员就意味着你没有节假日，家庭和亲人都照顾不了，从早上出操到晚上熄灯，都要和运动员在一起。
就拿蔡振华的成长来说吧，我第一次在国家队见到他就发觉，他身上有着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他的优点是气质不错，技术有特点，而且肯拼，我看到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如果训练得法的话，这个孩子可以成大器。当然，当时蔡振华身上的缺点也比较明显，生活中有优秀运动员的通病，比较懒散。在技术上，他的反手比较弱。我注意激发他气质好的一面，让他敢于在比赛中打出杀气，要善于用脑子打球，尤其是在反手上要大胆，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后来蔡振华被人叫做“猛张飞”，我听了这个外号，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这也符合他的性格和打法。
（蔡振华回忆说，李富荣担任乒乓球队总教练时，对他的要求最严格。“李指导有着严重的肠胃病，但他不顾这些，每天一大早坚持带队早锻炼。有时候我们很累了，真不想动了。看到李指导这样，心想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李富荣执教生涯中最大的辉煌，莫过于第36届世乒赛率队获得所有金牌。而此前两年，在第35届世乒赛的比赛中，中国只赢得了一个混双冠军。）
从第35届世乒赛到第36届世乒赛，那真是卧薪尝胆的两年。在第35届世乒赛决赛前，我队在国际比赛中成绩很好，因此对世乒赛比较乐观，对困难估计不够，在小组赛和匈牙利队的比赛中，我们主力队员梁戈亮出了问题，其他两人斗志不高情绪也受到影响，结果以1比5负于匈牙利队。由于我们工作没做好，整个队伍赛前准备不足，赛中运动员缺乏拼劲，技战术又存在明显弱点。结果在决赛中，我们再一次以1比5的大比分惨败给匈牙利队。比赛结束后，一名南斯拉夫记者来采访我，还特别问我，什么时候能把金牌拿回来。我非常不服气，说：“匈牙利队拿回冠军，用了27年，中国队肯定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其实我心里就想好了，如果下一届比赛拿不回冠军的话，那我就自动下台。
（第35届世乒赛之后，在回国后的总结大会上，李富荣公开提出，要在两年之后，将冠军从匈牙利队手上夺回来。）
我当时分析中国队非常有希望。一是我们有信心和士气，一些年轻运动员打“翻身仗”的愿望非常强烈。二是技术上有创新，别人摸不透。三是重视抓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在训练中，我们采取“怕什么就练什么”。以前天一下雨、一刮风，球员们就不希望早操了，不愿意跑步，最好改成室内踢足球。有的队员稍微感冒了，训练就请假不练。可在卧薪尝胆打翻身仗的两年中我们要求运动员，你感冒了可以休息，但必须到场边走走，帮助拣球，体现大家是一个团队的，你是球队中的一分子。有时刮风下雨，冬天到了-10℃，我们也坚持在室外训练，有意识地磨炼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国家乒乓球队有一个著名口号是“身在球场，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个大道理常结合小道理，联系队员实际来做思想工作，“治感冒”就是一例。
那个时候，正流行“海外兵团”，出国打球的人很多。说来也有意思，匈牙利队的主教练别尔切克，在平壤世乒赛期间和我说，可以推荐我到德国的一家乒乓球俱乐部当教练，月薪1万马克。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万马克就折合7000美元，年薪大概是70万人民币，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不过我拒绝了。我看出来，别尔切克想介绍我去德国，是担心我带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把冠军拿回来。更主要的是国家待我不薄，我的“根”在中国，我认为“李富荣”这三个字，在中国才更有价值和分量。
（正当乒乓球队热火朝天地备战第36届世乒赛之际，官复原职的荣高棠有一次去训练基地视察，发现李富荣非常消瘦，就找到队医，了解李富荣的病情。队医有些支支吾吾，荣高棠又把领队张钧汉找来。张钧汉忧虑地说：“医生怀疑他是胃癌，没有确诊，还没告诉他呢……”荣高棠急了，当即联络了医生，并让张钧汉陪李富荣去医院。不过，看病的过程是漫长的，李富荣去过3次医院后，就死活再也不肯去了。）
第36届世乒赛，我们拿到了7项冠军，这是乒乓球历史上空前的奇迹。我们球队凯旋之后的第二天，荣主任又逼我去了次医院。这时候我才知道，医生怀疑我是癌症。当时年轻，也不是非常紧张，心里想，这次拿了7项冠军，值了！最后，医生确诊不是癌症，我心里一阵轻松。晏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