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晏秋秋
（在李富荣的官员生涯中，他虽然没有直接分管足球项目，但他非常关心中国足球。最近几年，李富荣出现在公共场合，每每被记者追问有关中国足球的问题，而他也回答到位。在第三次采访李富荣时，我请他谈一下如何抓好群众喜爱的项目，李富荣谈到了足球。）去年，在一次国家体育总局的党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足球改革，有其
成功的一面，但是，有不少问题值得认真总结。不弄清楚这点，那么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
我的观点是，中国足球改革有点“先天不足”。1994年红山口会议开完之后，决定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当时这个步子迈得大了一些。与国外相比，中国经济发展还没到相当的水平，中国足坛没有雄厚的职业化土壤，运动员中的职业道德及素质也跟不上发展。因此改革从一开始，路就不平坦。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改革，中国足球取得了进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项运动是群众特别喜欢的运动，社会影响大，所以更要搞好，要认真总结得失。改革不是一改就行，改革也会有曲折。中国足球应当借鉴一下我国优势项目成功的经验，大球要借鉴小球。
去年，中国足坛出现了非常大的震荡，一些俱乐部意见纷纷。其实，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利益问题，还有理念问题、责权问题和适应新体制等问题。俱乐部搞足球都搞得血本无归，这样的话，谁还来搞足球？另一方面，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们足球管理部门，还缺乏对俱乐部的约束、控制力。乒乓球也搞超级联赛，但是我强调一定要实行体育局和俱乐部的“双轨制”，要加强体育局对俱乐部的控制力。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必须一起使用。
“足球运动员工资过高”的问题，不是最近才有的，我们呼吁了很多年，但现在成了大问题。我听说，今年中国足球会来个“大刹车”，球员薪水要降一大块。其实，“烧钱”和“刹车”，都不利于这项运动的平稳发展。前几年，足球运动员工资收入过高，不但搅乱了体育市场，而且也让其他项目运动员心理不能平衡。你想想，奥运会冠军奖金是20万，足球连亚洲冠军都没拿到过，球员却每年赚上几百万，这样对比，谁能平衡得了？
（李富荣上述这段话，是一口气说完的，甚至到了“文不加点”的地步。看得出，他对中国足球，有许多新的想法。）中国足球出了一个“龚建平”，前几年有人问我，足球界还有“龚建平”吗？我的回答是，可能还会有。为什么呢？因为龚建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怎么处理，我觉得还是积极申请“司法介入”，也就是说，要把这种事情，交给司法机关去处理，而不要总是尝试“内部消化”。我听阎世铎说过，中国足坛肯定存在“假球黑哨”，既然有，那就要去好好调查，要采取措施，不能熟视无睹。
在现阶段，中国足球如果想把成绩搞上去的话，还是要借鉴“举国体制”。悉尼奥运会后，有位中央领导在接见我们代表团时，总结了3句话：美国体育靠他的经济实力，俄罗斯体育靠他原来的基础，中国体育的成功靠的是“举国体制”。中国足球要发展，还是要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拼搏精神，要从运动项目本身的规律做起，刻苦训练、严格管理、技术创新和团结协作。
（不止一人对我说过，李富荣的很多想法，都具有可操作性，值得中国足球一用。而我在采访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时，也特别向他复述了李富荣的观点。）
这些年来，中国足球成功的地方很多，失败的地方更多。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足球要做到让老百姓满意，不在于发钱发得多，而首先在于把国家队成绩搞好。我想，不管“甲A”也好，“中超”也好，只要国家队能踢出好成绩，老百姓就欢迎，否则，国内搞得再热闹，也是没有用的。国家队成绩好不好，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足球有其特殊性，而李富荣，显然也深刻意识到了这种特殊性。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为什么偏偏足坛发生了这么多问题？除了市场化、职业化带来的影响外，管理因素也不可忽视。）去年，有关国有企业是否应当退出足球，而让民营资本进入的话题，被反复提起。而很多记者也要求我对此发表看法。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在于市场规范的问题。假如足球市场继续这么不规范的话，那么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没办法继续玩下去。还有一点我希望，对哪种体制运作都不能照搬，要考虑中国国情，要有中国特色。在这方面，我们管理者的思路必须要理顺。涉及到具体负责人，那就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还要用长远眼光来看问题。（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