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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时，请让我们友好地说声再见。”这句莎士比亚诗歌，正是当年阎世铎介绍给足球界的大部分人士的。
从龙潭湖路丙3号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步行到体育馆路4号的体育总局训练局大门，大致只需5分钟。这一走，或许等到退休，阎世铎再也不可能赢得像过去这4年多如此高频率的上镜见报率。在始终以失败为主旋律的中国足球几十年的历史中，还从没哪一位主席级人物走得如此寒碜：被“审判”、被撰写“秘史”、被戴上“犬儒者”、“投机者
”和“权术家”一大摞再也脱不掉的高帽。
很早就有人在期待这个判决的下达，并为阎世铎罗列了从袁伟民到王俊生、从马文广到崔大林一大串的接替者人选：从刚卸任的总局局长到早下台的前任主任、从平级干部到顶头上司——或许只有围绕足球才会激发人们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略能让阎世铎感到安慰的是，即使是那些当时恨不得一口生吞了他的“改革派”们，在这个时候也局部地表现出了莎翁所提倡的友好精神：首先肯定阎世铎的勤恳敬业，当然必须承认缺乏专业知识的他……
阎世铎“罪过”不少。唱着“矫枉难免过正”的他，结果只用重典砸倒了龚建平一个人；勾画出“水平更高、观众更多、环境更好”中超蓝图的他，却成了百发百中的反讽预言家；拒绝彻底市场化的他彻底惹毛了要权要钱的改革派，谁还记得早在1989年3月4日阎世铎就曾在《人民日报》刊发《体育举国体制质疑》之文？
足球这潭江湖，并未因为阎世铎曾从业政策法规司而显出半点制度上的有序，那么从北体大、体科所、信息中心这一路走过来，一身书生气的谢亚龙又能施展出多大功夫？一切都是未知数。从已有的经验而言，我们只能说，在这个行政体系下，无论是学院派的阎世铎还是专业派的王俊生都不曾成功整肃中国足球。一两个人的能耐，又怎能妙手回春中国足球这满身的系统重疾？
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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