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世铎青春秘史-17岁插队 抱负远大 为官清廉

　　阎世铎，这三个字正前所未有地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中国的体育媒体以空前绝后的炮火几乎要把他打成中国足坛最大的筛子。

　　球迷厌恶他，中国足球所有失败都是他的罪状，咒骂他几乎成了每个人的快乐；投资人对抗他，革他的命不成，“朝秦暮楚、两面三刀”喷薄而出；上面也并不支持他，他拍脑袋想出的“四年不降”一经宣布就被总局领导“修正”，上下夹击让他在尴尬中失去方寸 ……一瞬间，他成了谁都理解不了的“怪物”！

　　然而，翻开他的履历，我们看到的却是优秀到不能再优秀的记录：勤劳肯干的知识青年、自学成才的工农兵学员、刚直不阿敢与小流氓做斗争的好学生，他的老师甚至说“他的好不是一般的好，我现在仍然觉得他是我最好的学生”！

　　这种无法理解的反差，让我们拿着他的履历开始了长达15天、跨越数千里的寻访，在他最青春的1969到1984的15年间，寻找一个答案。

　　童年

　　阎世铎1952年农历五月十八出生于北京。其父阎百万，兄弟五人中排行第四，大连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沙坨村人，其母则是15公里以外的三台乡河东村人，姐妹七人中排行老大。阎世铎是地道的满族人，上有一姐，下有两个孪生妹妹，乃家中独子。虽然血缘出自大连瓦房店，可在17岁以前，他一直在北京上学，与瓦房店的联系仅仅局限于不多的几次回老家省亲。

　　其父阎百万，年轻时已经离开沙坨村在北京闯荡江湖，几十年后做到了机械高级工程师，让阎家一家人感到骄傲的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阎百万主持了毛主席纪念堂的部分机械设计工作——能为主席纪念堂的设计出谋划策，这是何等光荣无上的事情！

　　阎家教育之好，至今提及仍令沙坨村人肃然起敬，据现在村里的老年人回忆，从阎世铎祖父到阎世铎，三代人中阎家居然出了49个大学生，当中有五个最为出名，但因年代久远，老人已经难以一一记清，除了阎世铎的父亲阎百万以外，阎世铎的一个叔叔也很出名，他是曾生产出我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的长春光学机械厂总工程师。

　　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书香门第，子弟尤以理工科见长。万万想不到的是，阎家第三代出了一个“异端”，阎世铎后来居然走上了体育的道路，以前所未有的曝光率成为冠绝三代的阎家第一名人。

　　这一“名人效应”还让沙坨村人“深受其害”。2000年4月25日，阎世铎正式上台的时候，大连有媒体派出大队人马包围沙坨村，直闯一个同样名为阎世铎的农民家里，“长枪大炮”，镁光灯一阵乱闪，把正在吃饭的这位老实巴交的阎世铎吓了个半死。

　　现在，阎家遗留在沙坨村的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房子，阎世铎的直系亲属已经全部搬迁出沙坨村，而阎世铎本人也没有回过沙坨村，但问起阎世铎一家，沙坨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我们的足协主席阎世铎呗！”

　　那空荡荡的房子在萧瑟的北风中不胜唏嘘。

　　在人间

　　相对于老家沙坨村，作为阎世铎母系所在地的河东村与他更有渊源。河东村地处复州河和岚崮河交叉南岸，是瓦房店著名的稻米之乡。

　　1969年，家庭成分不好的阎世铎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成千上万下乡知青中的一员，成为著名的“老三届”成员。

　　本来，等待阎世铎的将是“发配”边疆的命运，他将步其姐的后尘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报到，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很幸运地插队到河东村，他母亲家的亲戚基本都在这里，其时，最疼爱他的姥姥也还在世，17岁的阎世铎插队就住在姥姥家里。

　　关于命运的这一安排，阎世铎似乎没有任何愤懑，比阎世铎早到河东村的好友宁作仁回忆：“他没有任何埋怨的意思，相反，他觉得这是在响应毛主席号召，支援国家建设。而且还能在他姥姥身边，所以他一直很高兴。”

　　实际上，只比阎世铎大六天的宁作仁从看到阎世铎的第一眼就记住了这个人。17岁的阎世铎身高已经一米七八，是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更重要的是，阎世铎天生一副官相：虎背熊腰、中气十足、天庭饱满、仪表堂堂。

　　2000年阎世铎上任以后，宁作仁一直不敢肯定这个阎世铎就是当年的好友，直到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阎世铎的照片。他乐得一拍大腿：“我就说世铎以后能当大官，你看怎么样？”

　　可当了管足球的大官，滋味真的好受吗？

　　稻米之乡农活重。从春到秋就没一天舒坦，庄稼收割以后的冬天更是变本加厉。挑粪、刨地、推车，阎世铎如同一个普通的农民一样，起早贪黑，忙忙碌碌。

　　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冬天修水库。一个人平均一个早上就要挑十三担泥到十里以外的水库，有时候晚了就只能留宿在水库的工地上。

　　劳累过后睡在暖烘烘的炕上，大家很容易就进入梦乡。有一个河东村农民因为劳累过度居然在晚上尿炕了。第二天醒过来，大家一看炕上的那摊尿渍，有人厌恶地转身就走，有人嚷嚷赶紧换垫子。睡觉时紧挨着这位尿炕仁兄的阎世铎却丝毫不以为忤，一把拉住这个臊得满脸通红的仁兄，以标准的京腔笑着说：“没关系，我们拿出去晾干吧，晚上接着睡。”这让那位农民对阎世铎的好感大增。他一直认为，这个来自北京的阎大脸身上有着天生的优越感，但阎世铎这一句话就帮他解了围。“世铎好人哪！”这个农民至今还想着这件事，“一个人的家教有时候从这些小节上就能看出来。”

　　2001年，阎世铎回到河东村，两人说起此事自然哈哈大笑，阎世铎问：“现在还尿炕吗？”这位农民说：“不了，人累了才会反常的。”

　　人累了才反常，若干年后的阎世铎是否会愿意用这句话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呢？

　　虽说河东村是稻米之乡，可在那种艰难时世却也一样缺粮，一年之中的九个月，河东村村民基本都以苞谷饼子为主食，进入到三个月的断粮期以后，只能以土豆和地瓜充饥。将近两万人的偌大三台乡，有时候一天杀一头猪都卖不出去。农活繁重而又饥肠辘辘，几个来河东村插队的知青早已失去了读书的兴趣。

　　阎世铎不一样，无论工作到多晚，他从未间断过学习。河东村当时买本书不容易，最近的新华书店都在四十公里以外的瓦房店市内。阎世铎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离开北京的时候从家里带过来整整几箱书，这让宁作仁啧啧称奇：“你带这么多书来，到底想干什么？”

　　阎世铎笑而不答。他向宁作仁一股脑地展示了自己的藏书。现在宁作仁已经记不清楚具体的书目，但有一套书他至今难忘：“《莎士比亚全集》，这在当时差不多属于禁书了，他的胆子真大。”

　　所以我们现在不难理解这个“胆大”的阎世铎为什么在引经据典方面如此信手拈来，重温一下那句被他引用了无数次的莎翁名言：

　　“当爱情的小舟被风浪打翻的时候，请让我们友好地说声再见吧。”

　　好学，正派，仗义，这是青年阎世铎留给河东村人的美好印象。“你现在去河东村转一下，只要是认识阎世铎的，没人不夸他好。”老友宁作仁继续说，“不瞒你说，虽然是同龄人，但那时的阎世铎是我的偶像。”但是，现在他的“偶像”现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宁作仁很是不解：“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世铎一个人头上呢？难道球员在球场上踢不好也要赖到他头上？又不是他自己上场去踢球，真是怪事一桩。”

　　宁作仁平时并不怎么看球，所以对于中国足球的纷争一知半解，他以为是中国队出不了线，大家就把矛头指向了阎世铎。“世铎命不好啊，为什么要当这个破足协主席啊？在体委不是好好的吗？”宁作仁感叹，“在这个位置上谁都搞不好啊，世铎也一样。”

　　阎世铎上任的时候，宁作仁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多年不曾往来，一阵寒暄过后，出于对老友的关心，宁作仁问：“你能把足球搞好吗？”阎世铎一阵沉默，良久以后回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吧。”宁作仁说阎世铎的回答真挚诚恳，因为阎世铎没有必要骗他这个当年的知交好友，如今芝麻绿豆大的一个村官。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如今很多人听起来真是笑掉大牙，普天下，可能只有他的知交能相信他的真诚。

　　在河东村人的心目中，阎世铎是村里的第一名人，也是级别最高的一个官。中国人信奉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阎世铎在“得道”以后，他在瓦房店的亲戚没有沾过任何光。阎世铎在河东村二姨的三个儿子都依然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人平均一亩六分地，生活在全村中属于中等水平。

　　不是没有人想通过阎世铎的亲戚来走门子。有一年，不知道大连的一个小球员家长是怎么拐弯抹角地打听到阎世铎在河东村还有这么一门亲戚的，找到阎世铎的表弟家，他开门见山：“是不是你们可以跟阎主席打个招呼，让他跟底下的俱乐部说说。”此话刚出，阎世铎的大表弟就摇头：“我们怎能开得了这个口？他不是那样的人。”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阎世铎的表弟们如今和阎世铎身份悬殊，托他们去找阎世铎的门子无异于隔靴搔痒。即使阎世铎自己的亲戚遭遇到困难也不向这个“大人物”开口。阎世铎的六姨是沈阳机械厂的一名普通下岗工人，生活异常拮据，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从来没有向阎世铎诉说过困难。

　　2000年阎世铎上台的时候，大连的记者找到在瓦房店的阎世铎大爷(阎世铎父亲的大哥)，记者问：“作为长辈，您对阎主席上任以后有什么要求没有？”老人回答：“没什么要求，就是把工作做好就是了。”话筒接着递给阎世铎的大娘：“那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答案如出一辙：“希望他不要做错什么吧。”一对淳朴善良的老人，但他们的担心在五年后却成为现实。河东村人至今还是把阎世铎当作是当初那个众口称赞的人。也许阎世铎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可以考虑驶回这个对他而言温暖无比的港湾去喘息一下了。

　　不过阎世铎回不去了，他的母亲1978年去世，现在村里人都已经记不清楚他妈妈的具体名字——赵红X。而他当年下乡住的房子已经被改成了羊圈，几只山羊在里面叫得异常欢畅。

　　阎世铎在河东村的日子过得贫困而充实，苦难中又充满幻想。宁作仁说：“他当时就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一心一意就是想某一天能考上大学，重新回到北京，然后实现自己的理想。”

　　虽然什么样的理想才是阎世铎的终极理想，没人说得清楚，但上大学却是阎世铎一个清晰无比的第一目标。

　　1974年机会来了，瓦房店师范学校重新恢复招生，经贫下中农推荐，在小队当过工分记账员，后来又当过大队基建队长的阎世铎参加了考试，当时报考的只有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口才突出喜爱文学的阎世铎自然报考了语文。考试成绩出来以后，阎世铎名列第一，但最后的录取名单上却没有阎世铎的名字，一打听才得知另外一个人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挤掉了阎世铎的位置。

　　这是对年轻的阎世铎第一次重大打击。据阎世铎的表弟回忆，在得知结果后，阎世铎几天都没有说话，最后他对表弟说了一句：“我阎世铎以后不混出个人样来，我绝不回河东村。”

　　阎世铎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足足等了27年。2000年上任的时候，宁作仁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看看，阎世铎说：“中国队冲不出亚洲，我怎么好意思回来？”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冲出亚洲，挺进世界杯。当晚的比赛宁作仁也看了，别人因为中国队进了世界杯而高兴，而宁作仁也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他很快就能见到他的好友阎世铎了。

　　果然，没过多久，阎世铎携夫人衣锦还乡，三台乡政府大张旗鼓地欢迎他归来，临走的时候送了阎世铎几箱苹果，但阎世铎一个都没要。宁作仁说那次他一点没有感觉到阎世铎衣锦还乡的威风，回来时坐的那辆车还是向别人借过来的，而且当年的誓言，阎世铎一句也没有再提起过。

　　宁作仁还第一次看见了阎世铎的夫人，让他很诧异的是，阎夫人居然连个耳环都没有戴。

　　是时候说说阎世铎的恋爱史了，但在大连的这段日子，阎世铎的恋爱史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空白”。

　　阎世铎是很受女孩子欢迎的，他仪表堂堂，人品出众，口才突出，众人一致称赞。这样的人物怎能不受女孩子的喜欢？

　　阎世铎经常在大会上宣读文件，读完以后，底下总有姑娘们听得如痴如醉，宁作仁说：“她们听世铎念东西就像看戏一样，他标准的普通话，方圆百里没一个比得上他。”有时候让阎世铎作报告，他根本不用提前起草，坐到会场上，清清嗓子，张嘴就来，中间没有任何停顿阻滞——你说这样的人物怎会不赢得女孩子的芳心？

　　但阎世铎在大连没有谈过恋爱，在他第一次没能被录取的时候，宁作仁劝他：“算了吧，你现在定下心来把家安在大连，我知道有几个女孩子喜欢你的，要不要我帮你牵一下线？”阎世铎摆摆手：“不可能的，我就是铁了心要上大学，其他事情我一概不想。”其态度之坚决让宁作仁根本没有再劝解的余地。

　　直到1984年阎世铎回到北京以后才开始了他的爱情征途，而此时宁作仁早已经把根扎在河东村。2001年两人再次相逢，宁作仁问：“你现在的官有多大？”阎世铎说：“反正比你这个村长大。怎么样？还是晚谈恋爱有好处吧？”

　　两人哈哈大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的大学

　　阎世铎走上体育的道路，纯属阴差阳错。他被当时的大连师范学校体育专业(现大连大学体育学院)选中的时候，河东村人很纳闷：“这么有前途的一个小伙子怎么去搞体育了？”

　　荒谬的年代总有荒谬的事情。1974年，阎世铎成为工农兵学员，但那时候，学生根本不能自己选择专业，一切听从招生办的安排。当年来招生的人根本无暇考察学员个人有什么专长，刚好看见阎世铎的档案上标明身高一米八二，于是不假思索地把阎世铎的档案放进了体育专业里。这个玩笑开大了，26年以后，这个误打误撞闯入体育领域的人居然成了中国足协的副主席，成为中国足球五年的掌舵人。

　　阎世铎投档以后，按照惯例，学校派有经验的老师来下乡复查，以防没有体育专长的人蒙混过关。时年47岁的何彦吉老师奉命下乡复查，他一眼就相中了阎世铎。阎世铎身材高大匀称，何老师让他做了几个体操动作以后当即拍板；“标准得很，你过关了。”

　　阎世铎一脸的疑惑，眼前这个人戴着一副眼睛，标准的学者气质：“不是军事学校来招生吧？”在得知何老师是搞体育的以后，阎世铎不免有点失望：“原来是搞体育的啊，搞体育能有什么名堂啊？”

　　但是，最后他的名堂搞出来了，还搞得很大。而当年的何老师在得知自己的学生出任足协副主席以后高兴得不得了：“我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在瓦房店选中了阎世铎！”2001年中国队出线以后，何老师又说：“中国足球出去了，我们每个大连人面上都有光，阎世铎是我们大连人的骄傲。”

　　但不知道何老师现在还能不能自豪地说出同样的话？尤其是当他的学生被炮轰得快不成人形的时候。

　　不懂体育的人闯进了体育圈的不止阎世铎一个，当年阎世铎的同学在2001年阎世铎到大连的时候聚了一次，这里面后来有改读英语的，读中文的，读法律的，总之全都改了行，能坚持到最后还在搞体育的，惟阎世铎一人而已。

　　第一次让阎世铎感受到体育魅力的是王清金老师，他是大连百米纪录的多年保持者。1974年，王老师第一次为这群学生上课的时候，出于对老师名头的尊敬，其他同学久久仰视着这位昔日的短跑名将而静默，而阎世铎更是睁大眼睛。下课以后，他对他最好的同学杜维奇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这么多年的纪录居然没有人能打破。”杜维奇说：“难道你也想整个纪录？”

　　很快阎世铎找到了突破口——运动生理学。这个动脑比动手多的体育科目让阎世铎有了一展身手的余地。阎世铎对运动生理学的热情很快惊动了值班人员，他们向何彦吉老师报告：“你们班有学生不按时熄灯！”体育专业的学生被投诉超时学习，这在体育专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勤奋的学生马上被抓了出来——阎世铎。何老师再次注意到这个高大的学生。他后来单独给阎世铎做了很多运动生理学方面的辅导，使阎世铎的这一科目突飞猛进。由此，阎世铎成为何老师的爱徒，毕业后将其留校任教，1980年又差点将其送到北京体院(现北京体育大学)去读研究生，阎世铎也想去并希望留在北京，但大连师专坚决不同意放人，阎世铎最终饮恨。这是对阎世铎的第二次重大打击，因为他回北京的梦想再次被拖延。“如果当初读了运动生理学研究生，现在可能在某个体育科研所工作，就不会去搞足球了。”阎世铎不止一次地向他当年的老同学们表达这样的观点。

　　现在阎世铎也许将会更频繁地在心里念叨这句话。

　　人人都说“时位之移人”，但你担任足协副主席之后对故交朋友的态度，证明你还是当年那个厚道的世铎……处在你的位置上，好人并不一定保证能做出好成绩，我实事求是地说，你交出来的是一张并不合格的答卷……我估计你也早已经有了被骂的准备。你只须负你应该负的责任……又听说崔大林要上任了，我想走了也许对你是一种解脱……

　　这是本次的主要被寻访者、阎世铎的恩师何彦吉委托记者转给阎世铎的信，74岁的老人，对他爱徒的处境那般忧心，但同时他并不因为对阎世铎的感情而忽略他的工作失误。

　　阎世铎到足协，有人评论说，这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因为阎世铎根本不懂足球。

　　阎世铎是学过足球的，他在大连师专的足球老师名叫刘敏春，1961年毕业于沈阳体院球类系足球专业。

　　在上台以后，阎世铎还向刘老师“抱怨”过：“早知道当初跟你好好学足球了！现在弄得很多人都说我不懂足球。”刘老师的回答是：“你的足球成绩是优秀的，如果不优秀你怎么能留校？当初研究你的留校问题，除经系党总支同意外，还要征求我们这些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可是让人不懂的是，“足球成绩优秀”的阎世铎为何在上任的时候居然连越位规则都不懂？莫非是岁月的打磨早已经把阎世铎的这些足球记忆冲刷得一干二净？

　　“刚柔并济”，这是阎世铎当年的同学对于他的评价。

　　这样的评价不是没有原因的。阎世铎的挚友杜维奇讲过这么一件事情：1976年春天，阎世铎与他一块儿到天津街买东西，两人并肩而行，有说有笑。突然，身后一辆快速驶来的自行车从后面重重撞上阎世铎的腿，一条浅色的裤子马上沾满了泥巴，阎世铎更是疼得满脸通红。年轻气盛的杜维奇马上想教训这个冒失的小青年，阎世铎一抬手把他拦住，对那个青年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你走吧。”

　　这是阎世铎“柔”的方面，此人平时说话虽然中气十足，但从来和和气气，对于这些无心之失他也能容忍。但是，这不代表他就一味忍让，对于真正的地痞流氓，他就没那么客气了。1975年，体育专业在甘井子区鞍子山村上课的时候，附近的流氓地痞经常来偷东西或调戏女学生，这让体育专业的男生们忍无可忍，终于在一次大爆发中拳打脚踢，把这些地痞流氓打得落花流水。

　　阎世铎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而且表现甚为英勇。事情还没有完，每到周末，十几个家住在大连市内的学生回家以后，阎世铎就把剩下的十几个人组织起来，还准备了长钩、铁镐和砖瓦石块，以防止班里人员空虚的时候被人偷袭。

　　杜维奇后来把这一件事情上升得很高：“阎世铎有治乱的经验，他知道被治者心里想什么，害怕些什么，他知道怎么去对付他们。”

　　事情就是这样怪异，一向循规蹈矩的阎世铎也曾造过反，而且还是带头人。

　　事情发生在1974年末，工宣队未经同意就要把体育专业和数学专业的一百多人搬离本部，放到复县大岭去上课。得知消息后，体育系学生群情汹涌，全体共三十多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学校去找工宣队算账。

　　这是一次典型的造反行动。可是造反的学生们心不齐，时间一天天过去，双方处于僵持局面，学生们开始军心涣散。阎世铎大声疾呼：“如果我们现在退出，数学系的同学会怎么看我们？我们应该齐心合力，哀兵必胜。”

　　但工宣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采用了对付造反者的典型方法：分化瓦解，威逼利诱。学生们分为三派，左派说坚决不到复县大岭去上课，右派说还是“回去吧别闹了”，而人数最多的中派则迟疑不定，静观两派斗争的结果。此时阎世铎又站出来了：“我们先回去上课，列宁同志教导我们，退一步有时是为了进两步，这件事情我们有理，但还必须有节，现在我们还要继续发动数学系，集两系之力，我们一定会赢的。”先“右”而后“左”，这是22岁的阎世铎做出的判断和指挥。事情的结局是，在两个系一百多人的强烈反对下，工宣队让步，同意下学期阎世铎他们还是回到本部去上课。

　　阎世铎的领导才能在这次造反行动中表露无遗。他打击流氓毫不手软，面对工宣队的蛮横无理时同样得心应手，这两件事情让他在同学当中树立了威信。

　　“列宁同志教导我们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当1974年22岁的阎世铎已经懂得这些道理的时候，3岁的徐明还在蹒跚学步。

　　阎世铎不但在大连做过学生，也当过老师，1978至1984年的六年时间里，阎世铎是大连师专的一个普通留校任课老师，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

　　多年以后，他的学生们也都有远大前程了。刘日福是大连市人民体育场的场长；滕连澍曾经任大连大学校长；沙建国是大连大学的办公室副主任；谢平是万达集团的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女学生惹人注目，她叫林宁，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夫人。

　　2000年，阎世铎上任以后第一次到大连调研，他当年的学生闻讯而来给他庆祝。阎世铎其他人都认识，偏偏想不起林宁的名字，在得知她是王健林的夫人以后更是惊诧万分。其时万达集团刚刚撤离足球圈不到四个月——就这样，阎世铎与王健林擦肩而过。

　　但这次采访他的学生们却是相当不顺利，有几个人一听到阎世铎的名字就避之不及，惟恐引火烧身，连连推托：“他的学生有很多，为什么偏偏要找我？你去问别人吧。”但是有一点，他们学生是承认的：阎世铎是个好老师。

　　阎世铎2001年第二次到大连调研的时候，特地抽出时间请当年的两位老师何彦吉和刘敏春一起吃了个饭，这让两位老师大受感动：“他富贵而不忘本，还是像年轻一样，没有变。”

　　聚会中，阎世铎依然酒量过人，抽劲道十足的烟，人年轻的习惯有时候会保留一辈子，抽烟喝酒如此，其他方面，也许一样吧。

　　小平同志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阎世铎曾经就是这样一只好猫。1978年阎世铎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在大连师专，1978届的那批学生成为了他的开门弟子，知道当年阎世铎教什么吗？女排！

　　当排球教练，阎世铎怎么说都是个外行，虽然有身高，可毕竟没有真正打过球，让他真正上场打比赛，怎么说都有点勉为其难。其时，大连师专有女排，有男排，女排教练阎世铎，男排教练韩大义。韩大义，曾经的沈阳部队的主攻手，其在排球上的造诣，阎世铎就是骑马也追不上，于是很多时候，阎世铎不得不向韩大义请教，这种请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女排的队员们见到韩大义，当面就叫“师公”，丝毫不给阎世铎“面子”。

　　一年后，两支球队分别参加大连市的市内排球比赛，结果是，男排战绩一塌糊涂，女排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夺得冠军。

　　从此，无人敢小看初出茅庐的阎世铎，他“外行领导内行”的功力让人刮目相看。

　　如果当年不是身高一米八二，阎世铎不会学体育，以后更不会搞足球；如果当年在北体读书能顺利留下来，阎世铎也不会去搞足球；实际上，阎世铎完全有机会做大连师专的体育系主任，但是阎世铎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此生注定，阎世铎必定要在足协这个火炉子上炙烤五年。

　　阎世铎1980年到1982年在北体读了两年研究生，在此期间，他结了婚。1982年，因为大连师专不放人，阎世铎被迫重回大连任教，和新婚的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时任大连师专体育系主任的何彦吉自阎世铎重回大连的那一刻起，便下定决心让爱徒接自己的班，去当日后的大连师专体育系主任。

　　所以，他要帮助阎世铎解决后顾之忧，希望能够把阎世铎的妻子调到大连来，解决两人异地分居的尴尬局面。

　　妇联跑过了，教育局跑过了，但是，帮阎世铎的妻子调关系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倒是阎世铎调入北京的事情进展飞速，一日千里。

　　1984年的一天，何彦吉在校长办公室里见到阎世铎，校长说：“老何，我要放世铎走了。”何彦吉说：“我不想留的人你给我留下来，我想留的人你却给我放走了。”说这话的时候何彦吉心里好不感慨：“从今天开始，又要重新物色接班人了！”

　　阎世铎去的是国家体委体育卫生司，何彦吉一听放了心，当时的体育卫生司司长是他的好朋友：“世铎去那里，我放心了！”

　　此后，阎世铎的仕途平步青云，从体育卫生司到政策研究室到政策法规司，从一般干部到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直至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室主任，最后是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

　　系主任与副主席，如果让今天的阎世铎重新选择，不知他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一个人，如果屡屡推翻以前的自己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曰本人，二曰环境。前者是因为人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自己颠覆了自己的做人原则；后者是环境逼迫人不得不去违心地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阎世铎刚上任的时候，他对媒体极其低调，声称自己是个外行人，要先进行调查研究再做结论，但私底下，他早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想法。这套想法只能向他当年的同学们透露。

　　一关于中超。2001年在深圳会议上，阎世铎提出了关于中超的构想，提出了中超俱乐部的十二条标准。后来，杜维奇在同学聚会上问他：“十二条标准很好，但为什么不提出中超上市呢？”阎世铎回答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但是个趋势。我怕大家一下子适应不了，以后把中超搞好了，几年后我再提出上市的问题自然是顺理成章。”

　　二关于福特宝。同样是在那次聚会上，阎世铎其实也谈到了对未来上市的设想，而且在操作方式上他考虑把福特宝连同中超一起捆绑上市。而现在，阎世铎却在构想一个更具官办色彩的中超公司。

　　三关于治理中国足球的三项原则。阎世铎曾经对他的密友们说了九个字：市场化、产业化、法制化。我们不知道，今天的阎世铎如何去面对当年这九字箴言；我们更不知道，是他当初太天真还是现实太复杂？

　　也许，只有最朴素的河东村人才知道最简单的答案，因为他们至今还在叹息：“阎世铎你好端端地干吗去搞足球啊？”

　　豆饼干部的悲哀

　　行文至此，记者知道，有人要开骂了：“你这个时候还在替阎世铎说好话？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记者没有阎主席敢于面对千夫所指的勇气，所以有了如下文字，阐述初衷，解读结果。

　　首先，之所以要经过如此复杂的调查过程写出这篇文字，目的只有一个，让读者更多地了解阎世铎这个人的生平，占有更多的材料去分析评价这个人。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对很多人的说法都经过仔细推敲和认证，就是为了求真求实，给球迷呈现一个完整的阎世铎形象。很遗憾，阎世铎下乡前在北京和1984年进入国家体委工作以后的这段经历记者无从得知，也无能为力——毕竟不是私家侦探，更不是公检法人员，一个记者能力有限。

　　可以保证的是，本文的细节内容和对阎世铎的评价都是真实地出于每一位被寻访者——阎世铎当初的朋友、同学、老师和学生，他们都在给他说好话。他的老师何彦吉更是一再重申：“他的好不是一般的好，我现在仍然觉得他是我最好的学生。”几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1969年-1984年的阎世铎确实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好人，虽然好人不一定就能做好的领导。

　　在寻访的过程中，记者经常因为寻访事实和自己曾经的认知之间的差距产生困惑，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思考：

　　一如此一个“好人”，为何在足协短短四年半的时间就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是长达20年的官场生涯使阎世铎丢掉身上的美德，成为一个厚颜无耻的“政客”，还是阎世铎本人和中国足协本身承担了太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承担了太多本来不应该属于他们的骂名？

　　二从开始的中超构想到后来的所谓“公益足球”，前者是大跃进，后者是大倒退。两者身上处处散发着一股不实事求是的气息，这也是阎世铎最被人诟病的地方。但这些有多少出自于阎世铎的本意？“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这是典型的中国官场规则。有一个事实，大家都很清楚，阎世铎名义上是中国足球的最高长官，但上面还有体育总局。阎世铎的处境连河东村人都清楚：“他就是个‘豆饼干部’。”生动形象。豆饼者，上挤下压，中间的豆饼馅身不由己，无能为力。阎世铎不像是那块被挤扁了的豆饼馅吗？即使开历史的倒车，阎世铎也只是个司机而已，车往哪开，司机有时能做主吗？司机能做的不过是把车开得尽量平稳，不让主人心惊肉跳而已。

　　三世间有一种羊最可悲，名曰“替罪羊”。譬如宋高宗杀了岳飞，秦桧就成了替罪羊；晚清政府割地赔款，李鸿章也成了替罪羊。

　　当然，替罪羊之所以能从羊群中脱颖而出成为这只替罪羊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从这个道理上说，替罪羊必须要承担自己承担的责任。所以西子湖边，岳武庙前，秦桧等人的塑像要永远跪在岳飞的面前来赎罪。但是，只盯着替罪羊，把所有的责任都往替罪羊身上推，这历史又如何进步？

　　你看，阎世铎像不像那只替罪羊？

　　四有一点可以明确，阎世铎主政中国足协四年半，把“人治”发挥到淋漓尽致。在中国提倡“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中国足球本来又是一个透明程度最高的行业，却偏偏让一个人把“人治”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冲击奥运失利，冲击世界杯失利，女足惨败，2004年中国足球这三大耻辱纷至沓来，加上联赛的各种丑恶现象，群众对于中国足球失望透顶，媒体的问责声音也不绝于耳。奇怪的是，这些“民意”在中国足协乃至体育总局面前如同泥牛入海，无声无息，难道中国足协就是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特殊衙门？

　　中国足球真是无“法”可说。譬如所谓的中超章程，契约订出来就应该人人遵守，可是谁尊重契约了？又譬如中超委员会，这个橡皮图章在空中挥舞了一年，硬是不知道落在哪个地方。试问，如果这些规章制度都能执行的话，中国足球又怎会为一个人的错误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中国足球需要法。如果认为阎世铎这只“恶鬼”拍拍屁股走人中国足球就万事大吉，那么姑且问一句：“你来了又如何？”谁都不愿意掩饰阎世铎本身的错误。这本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是很懂足球的河东村人说：“世铎是个好官，起码他不搞歪门邪道。如果他有空再回来我们河东村，我们还是敲响锣鼓迎接他。”

　　局外人的看法，有时候好像总比局内人清醒。

　　(文章来源：《足球》报 采访报道/白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