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荣担任训练局局长的12年
本报记者晏秋秋
（如果没有训练局局长的12年，体育总局副局长的5年经历，那么，李富荣或许和中国许多的世界冠军一样，会从绚烂变得平淡。他在球员和教练员生涯取得辉煌后，担任官员近20载，成为中国体育走向兴盛历程的见证者和重要创造者之一。现在，人们提到李富荣，最先想到的，是“官员李富荣”，而不是“球员李富荣”或“教练李富荣”。
李富荣说，自己是一个幸运儿，赶上了中国大发展的好时机。在他是乒乓球运动员时，中国体育走向了世界；当他担任教练时，中国体育收获了一大批世界冠军；当他出任官员时，中国体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1983年到1985年，组织送我到北京体育大学学习。在一线岗位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后，要想更上一层楼，就必须多学一点知识。在我们那个班里，有两个人后来成为全国有名的足球教练，一个是上海人胡之刚，一个是大连人迟尚斌。
当时我已经41岁了，每天上课，包括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还有英语，有好几门功课，都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去温习，学习是非常紧张。我仗着“苦干加巧干”，最终顺利完成毕业。
1985年，我结束了学习生涯，被委任为训练局局长。当时，训练局有“世界冠军摇篮”之称。训练局的任务相当吃紧，别人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过我上任时，没烧什么“火”，只有两个念头：第一，除非不做，要做就要力求做到最好，对工作一定要认真；第二，一把手要民主，必须听得进不同意见。当时，我把训练局所负责的全部运动项目，分派给各位副局长，自己主抓一摊。我对班子同志说，你们放手把工作抓好，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解决。
记得有一次，我与主管体操的副局长张健沟通时，建议他一定要处理好高健的问题，不要让外人有“两健不能共存”的印象。他听了我的意见，把事情处理得相当完善，中国体操也走上了快轨。
（我问李富荣，从教练员过渡到官员，有什么地方不太适应，李富荣很仔细地想了想回答说：“我觉得一切很自然。”对李富荣的这种“自然”，蔡振华十分理解：“在平时与李指导的接触中，很多人都觉得李指导有一些不怒自威的味道。这种‘威’，不仅是威严，而且是威信。他有辉煌的经历摆在那里，别人不服是不行的。”）我记得那时体育比较缺钱。训练局有九个大项目，包括训练、比赛和食宿等，一年总共只有2000万元。和现在相比，这点投入确实显得比较少。不过，我动员训练局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克服困难，自己的工作也充满了动力。
在担任训练局局长的12年间，在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各项目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训练局的成绩不错。1988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只拿到5枚金牌，这些金牌都是训练局所管的项目；1992年奥运会拿的16枚金牌中，有12枚出自训练局；1996年在亚特兰大拿的16枚金牌中的12枚来自训练局。假如说，训练局是“世界冠军摇篮”的话，那么在我担任训练局局长的12年间，这个摇篮总共“摇”出了29枚奥运金牌。
1997年我离开训练局，担任国家体委专职委员。1999年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这以后，体育总局进行了改革，将训练局下属的项目分了出去。而训练局则逐渐转变了职能，基本上变成了后勤部门。
（12年训练局局长的经历，让李富荣完成了一种转变。他在保存运动员时代的爽直和聪慧，同时也多出了一种气质。一名与李富荣相处了20多年的记者回忆说：“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他的身上，有了某种气质，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很多人说，我是一个业务型的干部。我想，这和我的经历有关，毕竟我是从球员、教练员一步步走过来的。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我比较了解教练员和运动员，知道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怎么解决。毕竟，体育有它的特殊性，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水平。在训练局局长的位置上相当锻炼人，如果我的官员生涯没有从这里起步，那我的人生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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