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都市，谁制造了泡沫

　　国家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日前直斥城市建设的种种“病症”，特别提到全国竟有183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平均每4座城市，就有一座把自己定位“国际化大都市”（2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何谓“国际化大都市”？虽然笔者没有看到权威、详细的定义，但从国际上看，目前为大家所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也不过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即使 像香港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也只能被认作是“二流”国际化都市，而像大陆城市发展较快的上海，专家认为要全面赶上香港，尚有一二十年差距，何以能有183座城市理直气壮地将自己定位到了“国际化大都市”？而更加荒唐的是，这样一个“泡沫”在不少地方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付诸了行动。比如原安徽省阜阳地委书记王怀忠为了将阜阳建成“中国最大的城市”、“国际大都市”，耗巨资建设“阜阳国际机场”，当地干部、百姓为此都曾被摊派机场建设费，结果机场现在一片荒芜，成了野兽出没之地；四川绵阳为了建设“国内最好，国际一流”的机场，耗资近9亿元，现在每年亏损3000多万元，成了当地政府和百姓的心病。而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今天看来如此荒唐的“国际化大都市”，当初又是如何在各地堂而皇之出笼的呢？

　　泡沫是畸形政绩观的产物。何谓“政绩”？王怀忠有一句高度形象的概括：政绩就是能让上级看到的事情。说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头脑发热、“拍脑袋工程”只是表象，不少地方官员上任伊始，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让领导看到”，喜欢找“突破口”。而“突破口”也就是另起炉灶出一套自己的宏伟蓝图，以示自己比前任、比同僚高明。于是，区域性、国内的“帽子”不够用了，只好到“国际上”寻找“突破”，而往往“突破”越大，越能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所以“泡沫”也就容易越吹越大。当然还有少数官员热衷于制造泡沫还不仅是为了政治资本，也看中了大兴土木背后可观的经济利益，“浑水”才好“摸鱼”。

　　同样叫人警惕的是，在很多地方，“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光是少数领导在喊，还经过了诸多专家的各种论证，证明这是英明之举，从而对群众也产生了误导。这种典型的领导拍板、专家论证，也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程序倒置问题。换句话说，即便是论证在先，但请谁来论证、谁的话可信、谁的话不可信，主动权仍旧掌握在为官者手中。因此，政府公共决策如果不形成一套严格的听证审查制度，而寄希望于领导的开明，依旧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当初雄心勃勃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现在大都已经羞于提起往事，但教训是否真的吸取了呢？实践科学发展观，不妨就从每一个地方、每一位领导审视自己的目标做起，多一点脚踏实地，少一点虚妄的自我陶醉。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