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兵败雅典奥运”，国家体操管理中心痛定思痛，在国家体操队的教练体制上，进行了果断而重大的改革：原“总教练负责制”，改为“队委会领导下的总教练负责制”，明确了“男、女教练组组长各负其责”体制，即：原男、女队的总教练黄玉斌，不再负责具体运动员的训练，由“教练首脑”改变为“行政干部”，在实际上被“逐出”教学的第一线。如此的体制改革，在我国体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新闻界至今亦对此众说纷纭。
之所以引发如此“震动”，皆因黄玉斌毕竟是我国的体操功臣：他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体操冠军，还培养了一批超级体操明星，在世界大赛和奥运会中纵横驰骋，为祖国的体育事业屡建奇功；在世界体坛，黄玉斌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其卓著功勋足以彪炳我国体育史册。担当总教练长达10年的黄玉斌，作为“常胜将军”而“偶然”失手，便被无情地削夺“兵权”，在“年富力强”之际过早地退居“二线”，此举是否过于苛刻和残酷？
其实，一种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唯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我国体操在悉尼奥运会“大捷”之后，国家体操队将黄玉斌和陆善真分别统帅男、女队的竞争格局，改变为由黄玉斌的“一统天下”。然而，此教练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延续中国体操的辉煌，却使中国体操在雅典奥运惨遭重创，我国选手轮番“落马”，惨不忍睹。根据“雅典惨败”的结果，我们得出了“原总教练负责制是不成功的”的结论，此结论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众所周知，竞技体育是一门十分严谨的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此规律只可遵循而不可违背，更不会因为某长官的“个人意志”而改变。实践证明：公平竞争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既是竞技体育水平提高的动力，又是竞技体操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在悉尼奥运会辉煌的光环中，有关部门的领导却忽视了上述规律，不仅没有继续强化教练队伍的竞争机制，反而取消了仅存的两方竞争，形成教练体制的“唯黄独尊”，因此受到规律的严惩便在所难免。
由于“唯黄独尊”，全国的顶尖运动员云集在其麾下。但是，运动员的身体条件、心理状态、动作特点、竞技水平等各有不同，其训练的手段就不会完全一样；另外，运动员男、女有别、项目众多、要求各有不同等。尽管是“一个好汉十人帮”，但“帮人”的只能按照“好汉”的旨意进行。再者，黄玉斌单一的训练思维，不可能顾及每一名队员特点，在训练上就不能逐一地精雕细琢，造成了助理教练的无所适从，而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就每况愈下。尽管黄玉斌个人疲于奔命，但总是力不从心———匹马单枪怎能“包打天下”，以致酿成雅典奥运惨遭痛击的悲剧。
人为地取消了激烈竞争的“内战场”，导致各地竭尽全力将队员输送到黄玉斌手中，唯此才有参加世界大赛或奥运会的可能。这种尖子群体的相对集中，随之带来的是尖子群体的相对稳定，而相对稳定便减缓或减弱了竞争的程度。缺乏危机感的相对稳定，会阻碍运动员间的激烈竞争，将严重阻碍竞技水平的提高，更难以锻炼运动员坚韧的心态。他们成为中国体操的“当然代表”，很少有被挤掉、被取代、被淘汰的威胁。由于没有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他们在奥运征战中心态失衡并大失水准，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责任、权利、利益”，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由于总教练黄玉斌是唯一的责任人，他拥有“一统天下”的权力，而各种利益便自然是属于他的。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他制定的训练计划无论怎样，助教们都要认真地执行，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就逐渐消失。他执教的水平无论高低，他人不得横加干涉，这极大地限制了助教们的工作能力。在奥运会、世界大赛、全运会甚至省运会中，他的运动员肯定会金牌累累，各地的奖金大把地收入腰包，可谓：肥水未流他人田，但众助教的心理就失去平衡了。
在我们认识到“公平竞争”可贵的同时，当把公平竞争机制进一步细化，将其引入国家体操队的选才、训练、组队、参赛等诸方面，让老将和小将总是处在危机的状态中。制造“两强”、“三强”或“四强”的激烈竞争，是竞技体育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这种竞争激烈的内部环境的形成，可以培养运动员高超而稳健的技术和钢一般的神经，形成一个“后浪推前浪”、“老将促小将”、“小将拼命练”、“老将深挖潜”的激烈竞争局面。如此这般，既是防止人才断层的需要，又是延续辉煌的必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综观我国体操队在奥运会的盛衰，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人为地解除了两强竞争格局，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局面，违背了竞技体育正常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中国体操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体操队在认真反思的同时，真正做到按照竞技体育的客观规律办事。他们勇敢地打破了“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竞争格局”，并且还引进了外国的先进经验。我们坚信，中国体操队定会迅猛崛起并在北京奥运会上重振雄风。
本报记者马安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