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农民赶马胜过坐奥迪--寻找崔大林青春印迹(一)

　　动机

　　“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这是徐向前的名言。日前，国家体育总局任命崔大林为中国足球08奥运的“总指挥”。崔大林介入足球，就因他是“能打仗的官”。“人生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他年轻的时候”，崔大林之所以成为现在的崔大林，并且如何影响中国足球未来的轨迹，或许都与他的青春有关。我们的这次特别探访，不 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而是为了展望一段刚刚开始的历史……

　　在辽宁省版图的最东北角上，有一个小城镇———西丰。唐代高丽千里长城东北端就修建在这里美丽的城子山上。划属辽宁省文物保护区的城子山已经没有了古代的铁角铮鸣，只有全国最大的驯鹿养殖场里的种鹿还能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商人。因此，西丰也被称作“鹿城”。

　　这里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客运火车，交通的欠发达影响了西丰经济的发展，但偏安辽宁一隅的西丰并不没有让全省乃至全国的目光离开过她，体育为这个小城赚得了许多羡慕的目光。如果说辽宁体育是中国体育的龙头，那么西丰体育就是龙头之睛。而睛之人，就是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的崔大林。37年前的精彩一笔，让西丰人足足享用到现在。

　　崔大林是“老三届”下乡知识青年，1968年9月来到西丰县凉泉乡天兴公社中兴大队。在这里，他的体育细胞开始萌芽。

　　“还是知识青年有文化！”

　　2004年去北京高就前，崔大林回了趟西丰。他说：“西丰是我人生观成长和成熟的地方。”

　　一个城里孩子，习惯了平坦的马路，川流的汽车，舒适的楼房和丰盛的伙食，但这一切突然改变，适应能力考验着每个下乡青年。和大部分下乡知识青年有严重的抵触情绪不同，崔大林觉得自己的人生应该开始一个新的篇章。从踏上西丰县天兴公社土地的第一天起，他就放弃了学生身份，开始学习做个好“农民”。

　　“这个人就是聪明，什么东西一学就会，还肯干，铲地、赶车、捡粪，样样都行。你说他刚来的时候也没做过农活，但干起来就像在农村长大的一样，农村长大的也不一定能干过他。就是能吃苦，能学习。”时间过去37年，盖日清说起崔大林当年的生活依然历历在目。

　　37年前，刚刚来到天兴公社的崔大林就入住在盖家。盖家当时有六间房子，老两口和三个儿子住两间，其他四间就让给了20多个下乡青年，崔大林就是其中之一，被分在四个小队中的一队。

　　刚来的一个月，崔大林注意农活的每个细节，努力学习真正的庄稼人是如何干活的，同时，对捡粪这样的活计都主动承揽下来，力争多干。他经常一大早就起床，穿上自己缝补的棉袄，不顾外面的风雪，背着粪箕子出去捡粪。捡粪是农村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能力使用化肥，庄稼的施肥只能靠捡粪，那时的天兴牲畜并不多，崔大林经常要走很远，遇到什么捡什么，牛粪、马粪、猪粪虽然天气寒冷，但他总是满载而归。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10月到了，迎来收获的季节，这时候崔大林已经不是一个月前初来乍到的样子，俨然已经是个地道的农民。当时小队上有一台打绳机，把麻和稻草等拧成麻绳或者是草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机器并不复杂，原理也很简单，但在那个岁月，这已经是村子上惟一的农机器具了，大家都像宝贝一样呵护着它。在秋收最忙的日子里，打绳机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突然有一天它不转了，全体社员们就开始急得团团。原本大队中有一个修农机的师傅，但不巧已经出去了。那边是等不得、亟待收获的庄稼，这边是束手无策着急上火的大家，一时间，谁也没了主意。

　　就在大家唧唧喳喳的时候，崔大林已经悄悄地把打绳机拆开，嘴上的大卷烟还没抽完，他已经有了主意。他拿来纸，在上面勾勾画画做了一张草图，尺寸和方位都标注清晰，然后让一社员连夜赶到城里买来零件，第二天，打绳机就能正常运转了。这一次，全体社员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是知识青年有文化。

　　有文化还得有“把势”

　　一开始就想融入农民中的崔大林并不满足自己有文化让大家足以羡慕上，他知道，有文化没“把势”，依然不是个好农民，依然让大家觉得自己是个“城里人”。所以，农活上他样样不落后，而且还必须争个第一。铲地、播种、捡粪、担水、赶车、收割，他让地道的天兴农民打心眼里佩服。年底的时候，小队换届改选，20郎当岁的崔大林就做了一小队的队长。盖日清说：“用现在的话叫‘众望所归’”。

　　那个时代的农村，带头干活的被称为“头儿”，而能当上“头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活干得要快要好，而且要能“镇住”别人，很多从小务农的村民都很难当上“头儿”，而作为下乡青年来说更是不容易。有的青年刚铲地时分不清哪是苗，哪是草，垄沟垄台都走不习惯，可以说连个劳力都算不上，更别说当“头儿”了。但崔大林不同，他的悟性是与生俱来的，很快掌握了其中的技巧。备垄、播种、铲地、收割样样精通而且扎实能干，他当“头儿”百姓们心服口服。

　　就崔大林当选小队长一事，记者在村头随机采访一年长老者，他当时恰好就是一小队社员，事情记忆尤新，“那时候秋收之后，冬天来了就没什么事了，大家就猫冬了，然后小队也没人管了，因为一过年就改选了，当时的小队长就撂挑子了，没什么事了，工具和家伙式扔得哪哪都是，也没人管。大林就把东西都收起来，摆好，整整齐齐的，还主动照看牲口啥的，他也看着。加上平时人仗义，敢说话，还公平，也能干活吃苦，还有文化，改选的时候就都选他了，没谁有意见。人家就是行。”

　　赶马胜过坐奥迪

　　如果说铲地、捡粪和收割等农活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只要吃苦就能干得不错，那么赶车就是崔大林农村生活中的“技术工种”了。

　　在生产队里，车老板儿是个俏活，地位也比较高，他们的大鞭子一甩就代表了他们的威望。他们不用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主要的工作就是运输，普通社员能做车老板儿并不容易，在他们眼里这是技术活，牲口能摆弄明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鞭子能甩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好的车把势可以用鞭子打落飞舞中的蝴蝶。

　　在下乡青年中，没有多少人愿意赶车。一方面是赶不好，马都是通人性的，你的语言不被它接受，自然就不能驾驭它。另一方面，赶车也容易出危险，一旦惊着了，想跳车都难。在天兴，崔大林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他赶马车的技术，前后左右，口令清晰，哪匹马想偷懒他一眼就能看见。

　　崔大林喜欢马，喜欢和马说话，给他们洗澡，抓兕子，时间长了和马也就有了感情。而且他不是只和一匹马建立感情，全村所有的马，他都熟悉他们的脾性和习惯。到后来，村上最烈的两匹马“独眼龙”和“一支耳”都能听命于他的驾驭，而这两匹马是老把势也不愿意碰的。崔大林能把马鞭甩得很响，在天空中划个标准的圆，然后手腕一抖，一声脆响破空而出。可以想象，在广袤的松辽平原上，在颠簸的土路上，青年崔大林扬起手中的马鞭，嘴里大声吆喝着“驾、驾”“喔、喔”，赶着三套马车的时候，那份得意和豪气肯定不比现在坐在奥迪车上来得逊色。

　　作者：吴世勇

　　(来源：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