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段子：某人常背痒，遂上街寻良方。从一江湖骗子那里高价买来“祖传秘方”，细缠密裹如千金方。回家后层层揭开，发现里面只有俩字——挠挠。这个笑话几乎就可以概括“1·19”特代会的情形：一个三秒钟就能作出决断的事情却被包装成真理性大讨论。虽然得到了一个希望的结果，但若将其置于改革的过程中，甚至还比不上“挠挠”痛快。
说实话，改革已经无法让人再提起丝毫兴趣了。从国安起事到香河特代会，改革早
已从治本的宏大目标退化到标本皆不治的作秀，无论是力度还是深度都已弱化到可有可无——从改革到媾和，从机锋到饶舌。
我们曾经很天真地把改革派美化成“康梁”，把阎世铎丑化成慈禧甚至是袁世凯。历史的重复性告诉我们：无论是被美化了的改革派，还是被丑化了的阎世铎，都不可能成为中国足球的“摩西”。
为什么行不通？因为改革派和足协都没有提出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的纲领，而其自身背景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先进纲领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百余日的改革在改革派和足协间来回攻守，但无论谁攻谁守，其实都在厚己薄彼，互相否定，革命就在否定之否定中走进了死胡同。
现在看来，改革的问题不是想不想改的问题，而是怎么去改？这个问题很棘手，因为谁都难以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但这一囿限必须要打破，否则，任你怎么改也是穿新鞋走老路。
本报体育评论员 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