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3日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颁布《反兴奋剂条例》一周年纪念日。一年来，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又取得了突出成就，中国运动员在雅典奥运会上未发生一例药检不过关的情况，目前中国运动员接受药检的阳性率减低至0.3%-0.4%，远远低于国际上的1.6%的比例。中国反兴奋剂工作15年来，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和如何胜任北京奥运会的检测工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对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和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史康成进行了独家专访。
问：2004年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398号国务院令，颁布《反兴奋剂条例》，这样就意味着我国成为了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把反兴奋剂提高到立法高度的国家之一，《反兴奋剂条例》实施一年来，你们的工作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答：据我了解，此前世界上只有法国和意大利专门就兴奋剂问题做了立法，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法律，但是他们所制定的相关法律不是针对兴奋剂，而是包括在药品管理等法律里面。条例颁布实施以后，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使得我们对兴奋剂的管制或者说打击使用兴奋剂行为的斗争，从过去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层面上升到整个国家和政府。我觉得，这里面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对兴奋剂药源的控制，即对从生产、销售、进出口，包括研究兴奋剂源头的控制。从最近一年的工作来看，我们和国家药监局、海关、卫生部在这方面的配合都非常好，海关已经把凡是含有违禁物质的药品列入了严格管理的目录清单，要求必须事先申报，必须要有许可证才能够进口或者出口。过去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卫生部还专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各个医院、医生认真地执行条例。前一段时间根据举报就发现了一起零售药店销售违禁药物的情况，我们把这个举报的材料转给了国家药监局，国家药监局就组织有关的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处理。应该说，这就是《反兴奋剂条例》颁布以来的最大变化。
第二个变化，就是对涉及到兴奋剂问题的官员有了处罚的尺度和依据。条例中对他们的处罚措施有严格的规定。过去从体育部门来讲，我们只能处罚运动员，教练员，或者是处罚某个俱乐部，但是对于涉及到的一些官员的处罚规定一直是个空白。而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在这方面的力度就加大了。
问：雅典奥运会前后，美国、俄罗斯等体育强国都发生了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丑闻，前一段时间美国“女飞人”琼斯的丑闻也格外受人关注。在雅典奥运会上，我们运动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你们的工作被体育界誉为是中国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得的第33枚金牌，您怎么看待这枚金牌的含金量？
答：我个人的看法是，它不同于一般的金牌，它不是简单的第33块金牌，这一块金牌的分量，应该不好拿32块金牌里面的哪一块金牌来比，这第33枚我认为分量更重一些。这之间不是相加的关系，因为如果这一块出了问题，再多的金牌可能都要被打上折扣，被人划一个很大的问号。
问：悉尼奥运会以来，中国运动员已经连续两届奥运会没有发生一例服用兴奋剂的问题，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大力称赞，就连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庞德也说，世界各国应该在反兴奋剂工作上向中国学习。这是否可以说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走在了很多国家的前面？
答：雅典奥运会期间，我见到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副总干事长，他算是WADA的第三号人物。他当时就跟我谈到，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确确实实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包括在立法、反兴奋剂教育、兴奋剂检查检测、实验室建设以及处罚等方面，他认为中国都做得很不错。他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外宣传做得不够，所以国际上还是有很多人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包括萨马兰奇、罗格、庞德以及国际奥委会的其他权威人士都对我们的反兴奋剂工作给予了肯定。与前些年相比，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国际上对我们的反兴奋剂工作的评价，确确实实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知道，我们国内的反兴奋剂工作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仍然需要加大力度，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问：您长期从事反兴奋剂方面的工作，从您的角度来看，中国兴奋剂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怎么能进入中国并一度泛滥？兴奋剂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答：回顾一下历史，兴奋剂问题也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以后才出现的问题，具体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过去中国运动员对兴奋剂知之甚少，或者是完全不了解，随着对外开放对外交流的增加，我们学到了一些好的东西，但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兴奋剂问题屡禁不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驱动的问题。随着商业对竞技体育的进入，运动员如果能拿金牌，取得好成绩，特别是在高水平的比赛中拿到好成绩，对于他个人的名和利都会带来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是兴奋剂问题屡禁不止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国一部分体育工作者，特别是教练员队伍中存在着一些错误观念，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不用吃亏，别人都在用，我的对手在用，如果我不用我就要吃亏；另外是觉得不用不行，认为某些项目，特别是体能类的项目，我们亚洲人、中国人的先天条件及体质好像就不如黑人和白人，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手段的话，好像就很难和别人去竞争，其实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成绩，应该使我们树立这样的信心，我们亚洲人，中国人在体能类项目上也是可以的。第二个原因是，在一部分教练员包括体育工作者队伍中，思想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过去在兴奋剂药源的管理上，缺乏有效的手段，在反兴奋剂条例颁布之前，很多违禁物质都是可以比较容易在药店、医院里买到，这样的话，也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我觉得，这也是过去导致问题屡禁不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随着条例的颁布实施，我想这个问题会逐步解决得更好一些。第四个原因是中国的饮食文化比较特殊，就是所谓药食同源，市场上销售的一些营养品，包括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营养品，有时候也会造成阳性。
问：你们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是不是经过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
答：那当然。从1989年原国家体委提出对兴奋剂问题的“三严方针”，到今年正好是15个年头了。回顾这些年的工作，我个人的评价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有效地控制了兴奋剂问题在国内泛滥的势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兴奋剂从国外进入到中国。当时人们确实不了解兴奋剂，一开始，极个别的省市，极个别的人在使用兴奋剂，到后来一度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1990年，我们第一次开始在国内进行兴奋剂检查，当时的阳性率是1.8％，现在是什么水平呢？去年和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阳性率大约是0.3％到0.4％。仅从阳性率就可以看出，过去的兴奋剂问题确实是相当严重的。目前国际上的平均阳性率是1.6％，现在我们的阳性率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另外在国际重大比赛上，包括奥运会、亚运会、世界锦标赛等，中国运动员都是干干净净的，应该说，中国运动员、中国体育界的形象和声誉已经大大改变和提高了。我们为什么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简单地说，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原国家体委即今天的国家体育总局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非常坚决、认真执行“三严”方针。第二，我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反兴奋剂的工作体系。从体育总局到中国奥委会，到各个单项协会和各个省市，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反兴奋剂的工作体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工作体系，才有可能去落实。第三，我们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涉及到兴奋剂问题的一些主要环节，我们的法规和规章都是比较健全的，这样就可以做到依法行政，按章办事。第四，我们实行了严格的兴奋剂检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技术手段。
1990年我们国内刚刚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当年的全国兴奋剂检查的数字是165例，到目前达到了每年都是五千例左右，而且其中60％以上的都是赛外检查，就是事先不通知的兴奋剂检查。国家为此投入也是很大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手段，所以控制兴奋剂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威慑作用。再有一条，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制定了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包括他的教练员和其他辅助人员，以及他所在的单位，都有停赛、禁赛、罚款等一系列的处罚措施。我们的处罚措施在世界上也是相当严格的。另外，我们在反兴奋剂的宣传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我们一直主张要以教育为本，预防为主，检查处罚都是必要的手段，但是从长远来讲，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充分发挥教育宣传的作用。
问：请你介绍一下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目前情况和工作重点？
答：近期，我们正在研究2005年的工作计划，一是2005年10月份在江苏举行的第十届全国运动会，这肯定是明年兴奋剂检查工作的一个重点。根据前几年的情况来看，全运会年也是我们兴奋剂问题的高发年。这已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规律。再就是，我们现在计划在2005年3月份左右，召开全国反兴奋剂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同时要出台体育总局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规章和兴奋剂检查的具体规定。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是，我们考虑怎么样加强青少年反兴奋剂教育工作，包括开展一些兴奋剂检查。这个是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的。相对来说，这几年我们对于成年人，特别是省以上的优秀运动员兴奋剂控制问题投入的精力比较多，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对青少年兴奋剂问题，过去我们的关注不够，所以从2005年开始，我们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问：随着科技的发展，兴奋剂的更新换代也特别快，基因兴奋剂已经问世了，这就为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你们有没有制定对付这种新型兴奋剂的长远规划和具体措施？
答：应该说，在兴奋剂的问题上，使用与反使用，检测与反检测的斗争一直是此消彼涨，我们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目前为止，2004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公布的兴奋剂目录上列了159种药物，这里面仍然有个别的禁用物质是我们目前的检测手段所无法解决的，包括基因兴奋剂。基因兴奋剂的检测更复杂，不能用过去常规的化学分析方法检测出来，必须要进行活检。目前为止，从技术上来讲，基因兴奋剂的检测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为了2008年奥运会，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一是要建一个新的实验楼，作为检测中心的工作地点。另外我们也制定了关于仪器设备更新补充的计划。这都要求在2006年底之前完成。除了硬件建设以外，我们目前还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突破。2000年悉尼奥运会，东道主解决了EPO的检测问题；雅典奥运会上，东道主解决了生长激素的问题。在2008年奥运会上，我们中国这个实验室能不能够对全世界的反兴奋剂斗争有所贡献，这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愿望，然而难度很大。我们已经在科技部的支持下立了一些课题，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可能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吧。再就是人才的培养，我们要完成2008年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专家。雅典奥运会组织的700多名有关专家绝大多数都是志愿者，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人员选拔，培训工作就要开始了。
问：您对中国乃至国际反兴奋剂工作情况都很熟悉，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前景？
答：一方面，体育总局的领导、我的同事等在内都对这个工作很有信心。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兴奋剂的事情仍然是长期的，艰苦的。只要有竞技体育、奖金、商业利益在里面，可能就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而且随着一些高技术的介入，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应该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
作者：陈 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