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请洋帅成效微乎其微 中国足球是非背后只有悲哀

　　编者按一则不算太具轰动效应的新闻，偶然间触动了我们已经麻痹的思维：一位体育总局领导在日前的一次座谈会上明确表示：“足球请洋帅搞了这么多年，除了2002年打进世界杯算是成功了一次，其他时候都把钱扔到了水里，既然这样花冤枉钱，以后还不如少请算了。”

　　恍惚间，从遥远年代的匈牙利人约瑟夫，到上世纪90年代的德国人施拉普纳、英国 人霍顿，然后是世纪交替之时的前南斯拉夫人米卢，之后的荷兰人哈恩，中国国字号球队的洋帅历程不知不觉间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十余年岁月，但面对一地鸡毛的现状，这位并不熟悉足球的领导的意见或许还真有些旁观者清的冷静，与其花钱买罪受，不如老老实实让自己“冬眠”一段时间……

　　回顾真正意义上中国足球聘请洋帅担任国字号球队教练的12年历史，付出的金钱难以计算，而得到的成效用“微乎其微”来形容绝不为过。

　　施拉普纳、霍顿(1997年11月—1999年12月)

　　担纲国足主帅的施拉普纳、先后主政国足和国奥的霍顿，严格意义上讲没有花费中国足协一分钱，德国老头在中国的一切开销都是由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承担，而其母公司德国大众承担了一半费用。而霍顿的工资则由当时的职业联赛主赞助商IMG支付。

　　虽然当时双方的合同具体细节已无从可考，但“流传”下来的说法则是施拉普纳的收入为年薪30万美元，英国人的收入则是20万英镑，两人收入基本持平。但考虑到德国人在卸任后还推出过“施拉普纳啤酒”等品牌等因素，因此施大爷无疑在中国市场上得到的实惠更多。

　　虽说两人的工资奖金都是花的赞助商的钱，但赞助商之所以愿意出钱，也是看重的中国足球市场的“隐性价值”，而施大爷当年率领的国足也没少给大众汽车做秀，IMG当年也只花了1000万人民币就拿下了联赛的主赞助商，这笔帐最终算下来，还是落到了“中国足球”的头上。

　　当然更重要的是，两位教练最终在中国的命运都以失败告终，施拉普纳虽然率领球队获得亚洲杯季军，但他在接下来的世界杯外围赛中梦断伊尔比德，球队最终在小组赛中被伊拉克淘汰，留在人们印象中只有虚无的“豹子精神”。而霍顿在带领国奥队征战奥运会外围赛时小组被韩国淘汰，也因此失去了继续率领国足参加世界杯外围赛的资格，而他给中国足球留下的只有稀松平常的“442平行站位”。

　　米卢(2000年1月—2002年6月)

　　在米卢离开中国后，几乎所有的媒体在表述他任职两年间的收获时，都不忘用上“盆满钵满”这个生动的词汇。不管是传言中的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现金收入”，还是30个大箱子的“行李”，总之老狐狸在中国两年时间捞得满满的。

　　米卢入主国足是中国足协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掏自己腰包请洋帅，120万美元的最终合同收入已经是笔不小的数目。更重要的是，在史无前例地杀入世界杯决赛圈后，春风得意的米卢接二连三地为国内企业做形象代言人，其广告收入已经超过了中国足协付给他的薪水。其中仅“金六福”、奥克斯空调和一家DVD企业三家，米卢就捞到各40万美元总价值120万美元。

　　同样的道理，虽然米卢的银行户头上的数字飞速增加并非中国足协一己之力，但米卢的大赚依然是利用的中国足球本身的市场资源，只要卷走的是中国人的钱，那就是中国足球的钱。

　　米卢留给中国足球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唯一的一次世界杯经历，但是这其中也包含了国足在抽签分组中所获取的巨大“便宜”。其实除了“快乐足球”的概念，米卢也似乎没能在足球技战术水平上给国足留下什么真正的财富。

　　哈恩(2002年12月—2004年11月)

　　为哈恩的合同买单的，依然是中国足协。不过有了米卢时代的“经验教训”，中国足协再也没有两年多前的“豪气”，“便宜划算”成了选择哈恩的最重要因素，这也使得这位除了当球员时积攒了点名气，当教练时却默默无闻的荷兰人得以登堂入室。

　　在哈恩狼狈离去之时，一种关于他收入的说法有些可笑，这一被透露的“机密”显示，哈恩从中国足协处得到的实际年薪仅为30万美元，而来自中国足协的意见则坚称是45万美元。但不管是30万还是45万，相比米卢时120万美元所带来的成功，“便宜无好货”成为顺理成章的联想。

　　不过也有其他的“流言”，除了合同收入，哈恩在亚洲杯上的亚军成绩、为数不多的“走穴”出场费，还有不为人所知的联系国家队热身赛的“中间人提成”等等，哈恩在中国近两年的时间内，还是带走了150万美元左右。

　　哈恩虽然率领国足在家门口的亚洲杯上取得亚军，但因为东道主的巨大“优势”，这样的成绩并没有太多值得骄傲的理由。相反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足在小组赛即耻辱性地遭科威特淘汰。这成为哈恩被扫地出门的直接原因，他甚至还来不及给中国足球留下任何概念性足球理念。

　　洋帅是非背后的悲哀

　　国字号球队究竟还该不该请洋帅？一个看似简单却实际复杂无比的问题。

　　从中国足球水平以及国内教练水平来看，请高水平的洋帅似乎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在中国足协关于国家队下一步组建的动议中，请洋帅也是不二选择。

　　从收入与支出的经济学原理来看，总局局长助理崔大林的观点又一针见血，“既然花了这么多钱，又没见什么具体的成效，国家队世界杯亚洲区的小组赛都闯不过，还玩个什么劲呢？况且这些年也不见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有什么质的飞跃，至少在亚洲的相对水平只见退不见涨，这样的亏本买卖难道还应该继续下去？”

　　类似的争论不仅仅在足球上。我有一个做“打工仔”的朋友嚷嚷老板不给加工资，“就这么点收入水平，上哪儿找更好的人才，公司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差。”但我一个做“小资本家”的朋友却也有自己的道理，“假如我公司现在一年的纯利润是30万，我给员工加薪后利润还是30万而不是更多，我为什么要加？说不定我还要惦记着减点节约成本，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二百五的老板才做！”

　　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而在悖论的背后，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谁也无法预测将来。而对中国足球而言，如果能再来一个米卢+龙哥神手的组合，这钱可能就又砸出去了。但不管是霍利尔还是老马尔蒂尼，甚至是温格弗格森，谁都没这把握，所以出钱的老板就必须得掂量。

　　一个更巨大而庞杂的争论是，在中国足球现有的“冰川期”，千疮百孔的塔基已经无法承受塔尖上哪怕一丁点的折腾，如果这时候不能在塔基上做点固本清源的工作，塔尖上的“面子工程”再怎么做也是白搭，为什么历任洋帅不管是暂时的成功或者永远的失败，都未能带来中国足球质的飞跃，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改变中国足球沉疴积郁的一切。

　　百年以前的老祖宗就已经琢磨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但时至今日，我们的足球管理层还在妄想让“中学”或者“西学”单纯地解决全部问题，在洋帅问题上，一个简单粗暴的“Yes”或者“No”，折射出中国足球的悲哀，关于时代倒退的悲哀。

　　本版文字均由本报记者刘苏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