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瑞芳日记》记录日军暴行

　　第一份中国人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年全部公开

　　人们在“万人坑”旁点燃火烛纪念死者

　　核心提示：日前，记者从南京市档案馆获悉，珍藏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3年之久、第一份由中国人书写的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记———《程瑞芳日记》将在2 005年全部公开，为佐证日寇犯下的历史暴行又添加了一份铁证。

　　第一份中国人日记

　　《程瑞芳日记》于2001年12月初在整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零散档案时被发现（又称《首都沦陷金校留守日记》），是首次发现的中国人以亲历见闻形式记录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记。该日记作者程瑞芳女士是武汉人，时年62岁，系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第四区（金陵女大难民所）卫生组组长、中方负责人之一。

　　《程瑞芳日记》记录自1937年12月8日起至1938年3月1日止，正好是抗战初期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全城大规模屠杀的时间。《程瑞芳日记》与已经公之于世的外籍人士所著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及《东史郎日记》互相印证，堪称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

　　远东法庭控诉日军

　　据档案馆资料所载，1937年8月15日，日寇轰炸南京时，为了应付紧急事件，当时金陵女大的吴贻芳校长成立了紧急委员会，程瑞芳是其中一员。日寇攻占南京前夕，程瑞芳与魏特琳、陈斐然组成了三人非常委员会，留守学校，建立金女大难民所。程瑞芳协助魏特琳进行收容、保护妇女儿童的工作，成为魏特琳最主要的工作助手。

　　据史料表明，程瑞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曾远赴日本，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这个出证材料在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档案中有记载。在金女大零散档案中发现的程瑞芳填写的英文履历表也提到她曾到过日本。

　　据金女大的老校友回忆，程瑞芳在1952年院系合并后离开南京，在武汉居住。1964年，为圆程瑞芳想回金女大看看母校的心愿，吴贻芳校长还自己出资邀请程瑞芳重游金女大安全区，以此庆贺她的90岁生日。

　　第一手资料弥补不足

　　2001年12月，南京发现《程瑞芳日记》后，从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专家们十分重视，称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宅巍表示，近年来，国内外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有长足的进展，但前期资料与后期资料（如审判战犯调查资料）、有关安全区的中国资料与外国资料相比，前者都亟待发掘。现在程女士日记的发现和公布，正好弥补了上述两个方面的不足。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连红博士表示，《程瑞芳日记》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个难民所情况的日记。

　　据《南京晨报》

　　日记节选

　　1937年12月13日

　　“下午2时，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今晚有人跑到学校里，来得不少。日兵跑到他们这（家）里，要他们走，因为（日本）兵要睡（觉）。跑出来的人都是空手……这些人骇（吓）死了。……我辛（心）酸了，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情来。”

　　1937年12月18日

　　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60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40多岁，两个兵用过，简直没人道……现在（安全区里）大约有九千多人了，外面的走道上睡了人，如同沙丁鱼在盒子里。”

　　1937年12月29日

　　“今日在此登记男人，把全城的男子都弄到此地来登记。留下一些年轻人是他们所疑心的，（让）这些女难民出来承认是他们的父兄、丈夫或亲戚。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她也不认得他们，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轻女子也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来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是可佩（服）……现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烧，街上的死人太多了。”

　　《拉贝日记》

　　拉贝(JohnH.D.Rabe)，是二战期间德国的公民，当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拉贝和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安全区亦称难民区），推选拉贝为主席。委员会的意图是使来不及撤退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场所，并分别设立了20多个难民收容所。

　　国际委员会成立以后，拉贝等人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尽其所能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为了对日本提出抗议，从日军侵占南京后，他们开始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并对这些暴行编上号码，要求日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暴行。

　　《拉贝日记》一书中，除日记、抗议信外，还包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日、德、美、英等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大量的来往公文、函件、报告等。

　　1938年1月15日

　　在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写给德国外交部的题为《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的报告中，罗森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一个小姑娘被强奸约二十次”；“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天夜晚都有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难民收容所，他们不是拖走妇女，就是当着他人的面，甚至当着家属的面，发泄他们的兽欲。”

　　《东史郎日记》

　　日本老兵东史郎曾两度参加侵华战争，他利用战争空闲时间将战争经历记述下来，汇集成《阵中日记》。1987年7月6日，东史郎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阵中日记》，但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百般围攻，并被送上法庭。日本东京法院三次无理判决揭露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东史郎败诉。

　　为支持东史郎的正义之举，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4月份以《东史郎日记》为名出版了《阵中日记》的前一部分（1937年8月———1938年9月）。经东史郎先生授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了《阵中日记》的后一部分（1938年10月———1939年9月）。

　　1937年12月21日

　　“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支那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

　　“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气力跳跃着、滚动着。有些战友面对如此残暴的玩法还觉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

　　《魏特琳日记》

　　明妮·魏特琳是美国人，于1919年秋传教来到南京，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并两度代理校长，直到1940年5月回国。

　　1937年侵华日军进攻南京前夕，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迁，魏特琳却坚持留守南京，并与拉贝等国际友人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并担任了一个难民所的负责人。作为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亲历人和目击者，魏特琳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基本上每天坚持用日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大量罪行。

　　在南京期间，魏特琳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所写的日记邮寄给美国纽约校董事会的校友。1938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杂志曾发表过她的部分日记。

　　1937年12月16日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