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足坛回顾：甲申年中国足球羊城祭

　　策划：全国晚报体育学会撰稿：《羊城晚报》记者 谷正中2004年中国体育重大事件及人物系列专稿之十二

　　甲申年乙亥月庚子日——农历二○○四年十月初六。忌畋猎。宜祭祀出行嫁娶移徙。

　　是日亥时，阿里.哈恩“畋猎”羊城天河，国足第七次冲击世界杯无疾而终，国人为之祭。

　　按佛历，前日是达摩师祖圣诞日，想不到对于中国足球而言，这天成了甲申年闹剧的高潮，四大皆空的忌日。

　　11月17日的前一天是哈恩的56岁的生日，第二天却是中国队的忌日。

　　其实没有必要翻老皇历，打开本届国足的日历就可以看到兵败绝非偶然。

　　2003年2月12日，“阿里.哈恩”号在羊城的东圃附近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扬帆起航。在“萨斯时代”一场商业赛中，中国队以0比0逼平世界巨人巴西队。这种假相蒙蔽了哈恩的眼，在中国近两年，他就是生活在这个假相中，带着中国队的航船直撞冰山。

　　很有反讽意味的是，最近国际足联给中国队颁发了“进步最快奖”。中国足协知趣的话应该拒领这个奖。俗话说，“无功不受禄”。中国足球并不缺乏虚假的繁荣，而是缺少脚踏实地的作风。

　　直到离开中国，哈恩仍没有看透能逼平巴西是一个假相，自称他率领的中国队仅仅输过两场正式比赛：一场是亚洲杯足球赛决赛，日本队凭借手球胜之不武；一场是10月13日客场0比1败给科威特队。

　　这两场比赛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甲申年最有价值的比赛。如果亚洲杯足球赛决赛中国队能够战胜“亚洲王”，中国队的霸气从此树立；如果客场逼平了科威特队，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小组出线如探囊取物。

　　2004年2月18日，“阿里.哈恩”号在离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仅有车程15分钟之遥的广州市天河体育场正式向世界杯冲击，1比0小胜科威特队。3月31日客战香港队中国队同样1比0小胜。6月9日在天津4比0完胜马来西亚一役掩盖了兵败危机。

　　可以说，2月18日在天河的中科之战就意味着中国队前程不明。如果那场比赛中国队能够多进一球，11.17之夜就不会成为一场闹剧。

　　闹剧早已上演

　　有两件事情为11.17之夜成为一场闹剧埋下了伏笔。

　　10.13国足0比1兵败科威特后，哈恩的中方教练吴金贵离开国家队回到上海申花队。在危难当头时，中国足协允许吴离去已经暗示着对11.17之夜已经放弃。

　　俗话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知吴金贵这位功勋教练和阿里.哈恩是否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中国足协是否明白吴的离去带给球员一个怎样的心理暗示？没有人去考虑这些。他们用一种十分粗暴的方式简单处理两个教练的个人恩怨。

　　闹剧往往缘于这样的无知。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10月17日那场由投资人实德老板徐明引爆的所谓中超“十月革命”。

　　在“国难”当头时，趁中国足协处于弱势时开始逼宫，这些投资人在联赛中操纵“罢赛”、殴打裁判等劣迹有大发“国难财”之嫌，其“革命”纯洁性无法经受历史的推敲。

　　11.17之夜成了阎世铎和徐明两人博弈的赌注。如果国足成功出线，阎世铎可以壮胆掐灭“革命火种”；如果国足兵败，徐明等所谓投资人可以在嘲讽声中向阎世铎要联赛的产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大声叫嚣“管办分离”。

　　赌桌上没有公平，最终只是闹剧。

　　刻骨的细节

　　之所以称11.17之夜是一场闹剧是缘于以下一些细节。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国际足联决定“中港之战”和“科马之战”必须同时开球。比赛开球时间中港之战事实上要慢2分钟，原因是在挑边时中国队队长李玮峰合理利用了规则要求改变进攻方向。中国队看似在时间上占了先手。

　　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4比0胜香港队，科威特队却被马来西亚1比1逼平。此时中国队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八强赛。

　　下半时风云突变，科威特队为补球网把时间延长了5分钟，中国上半时李玮峰争取的2分钟已经被被对手轻轻“抹平”，更奇怪的是，科威特队下半时突然发飙，在25分钟内连进5球。相反中国队在4比0领先的情况下并没有进攻的欲望，比赛快结束前7比0的比分仍不足以使中国队以相互间的净胜球而多出对手，只有再进一球才有机会与对手打附加赛。当科马之战结束时，中国队围着香港队的大门狂轰滥炸，最后无功而返。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替补上场的于根伟赛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不知道中国队已经被淘汰出局，仍梦想在附加赛时击败科威特队出线。

　　李玮峰赛后也承认在场上并不知道中国队被淘汰了。事实上守门员教练徐?十分清楚如果不打成8比0，中国队肯定被淘汰，他冲进场内对着球员们竖着一个食指大叫。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在比赛快结束前5分钟再也坐不住了，冲向场地，差点走向中国香港队的替补席。

　　当天河体育场陷入无限的哀凉中时，中国香港足总的一位官员自语道：“4比0后中国队为什么不攻上来了？”

　　现在还依稀记得，记者席上的老记们都时不时通过网络刷新科马之战的比分，当科威特队25分钟连进5球时，看台上一片尖叫，有知情的球迷狂叫：“科威特5比1！”“科威特6比1，中国队再进一个！”

　　当中国香港队的守门员神勇地扑出中国队一个个球时，有老记按捺不住大叫：“香港队，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听到这位仁兄歇斯底里的叫喊，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

　　此时足球已经失重，球场已经失衡。

　　最让人悲哀的是，天河体育场外球迷没有像米卢时代小组赛中国队在天河体育场与柬埔寨队比赛时那样喊出“中国队解散”的口号。像看了一场闹剧，球迷们事不关己地，没有大喜，没有大悲，离开球场。

　　闹剧背后的问号

　　“哈恩”号在天河留下的就如体育中心旁的“烂尾楼”。面对这个失败的工程，天河之败留下几许思索。

　　在中国队和科威特队死掐时，为什么国际社会只盯着中港之战，置科马之战而不顾？当中国队安安静静地“死去”后，国际媒体再也没有指责中港之战的不公正了。如果最后胜出的是中国队，亚足联是否成立调查组对中港之战进行调查？作为亚足联的秘书长马来西亚人维拉潘总是冠冕堂皇地称要帮助中国足球，关键时刻为什么不能让马来西亚的国家队主力球员前往科威特恶战，而用一支国家二队前去“献身”？

　　这些疑问说明中国足协在亚足联的地位何其低下！羊城之败后，中国足协应该学会在提高国字号球队水平的同时如何去进行国际公关，在最大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米卢时代，中国队在抽签上顺风顺水，事实上国际足联看重的是韩日世界杯上有中国队的加入后巨大的中国市场，当世界杯赛到了德国，中国队是否入局并不重要了。其中奥妙几人知？

　　在2月18日天河中科之战后，中国足协国管部的人士又是如何理解国际足联关于两支实力相当的球队出线的依据是相互间的胜负关系及其相互间净胜球的规则的？

　　记得在中科之战后就有媒体提出中国队会倒在这条规则上。那时离11.17还有9个月的时间，可惜没有谁在乎这个游戏规则。既然玩一场游戏，为何我们连规则也不看清就一头扎了进去？当我们指责中国球员阅读比赛能力低下时，应该问问国管部对规则文本的阅读能力如何。

　　从足协选定了哈恩那天就意味着国足命运凶多吉少，国足成了哈恩的一块试验田，而这位农夫却是农技平平。国字号球队主帅的聘用制如何完善？如果说的严肃一点，这是足管中心的“执政能力”的体现。

　　记忆深刻的是，当国足兵败天河时阎世铎没有现身羊城。国奥队兵败长沙时，阎世铎在赛后以时间匆忙为理由拒绝记者的问责，此前只是受到上级的压力才作秀泪洒江城。国足兵败时，疲于应付“革命派”，索性在京城躲起来。问责制怎么在足协这门口就打折扣了呢？

　　如此疑问不一而足

　　如果第七次冲击世界杯赛前国足折戟沉沙还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第七次冲击时由悲剧转成了闹剧。其深刻根源值得思索。

　　六十年前郭?若写过《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对“皇帝党”和“农民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分析，年初国家领导人在谈到反腐时谈到这一历史著作。郭沫若在文中批评“帝党”崇祯“口惠而实不至”，导致农民起义明朝走向灭亡。

　　国足兵败后，11年的中国足球改革已经走到生存危机的时刻，以阎世铎为首的“帝党”是否还“口惠而实不至”？“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甲申岁末，重读此文，对中国足球有益而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