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我们的头条

　　[2月24日]

　　中国男足“试卷”揭秘

　　哈恩率领的中国队终于交出了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考卷”——2月18日在广州主场以1比0小胜科威特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份答卷是令人模糊的。本报给出了“语文80分 ，数学84分，地理80分，学历50分”的综合初评分数。

　　从“哈家军”后来的进程看，本报给出的上述分数似乎有偏高之嫌。

　　[3月23日]

　　足协如何面对问责

　　国奥队折戟武汉后，国内众多媒体展开“逼宫”大战，轮番炮轰足协高官，而广州某足球专业媒体针对中国足协副席阎世铎的连篇“问责”更是气焰嚣张，吸引了不少眼球的关注。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足球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足协如何面对问责”的新闻分析，文章最后指出，“作为传媒，我们在反思国奥队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认真地反思我们自己，因为——在中国队输球的同时，我们也一无所有。”

　　这次规模庞大的“问责风波”产生的背景如下——据报载，在去年于香河召开的中国足协中层干部会议上，足协首次提出了“问责制”，要求今后凡是足协干部分管的工作没有完成任务，都要承担责任。

　　[4月20日]

　　中国足球思维黑洞

　　这是由《中国足球报》总编辑杨迎明亲自点题并创意的一次专题策划。《中国足球报》用五个版的篇幅剖析了国奥队失利以及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必然性，并在国内媒体中首次提出“五种对中国足球极具摧毁性的思维模式”——拼装模式、腌菜模式、拉磨模式、钓鱼模式和追肥模式。

　　当期第三版署名“何北”的一篇言论称，“有些地方的老太太们，一辈子没吃过新鲜的腌菜，而且还连带着她们的家人。”

　　[5月25日]

　　我见证了血色足球

　　中超联赛第2轮，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了流血事件。上海申花队于涛遭遇“如果晚送医院几分钟就有可能丢命”的惨案。《中国足球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特约记者鲁曼、本报记者胡博轩、本报记者董博臣的组合文章，用笔“见证”中超前两轮的“血色足球”。

　　在编者按中，本报这样写道：“都说足球是黑白相间的，但是我们在这两周看到的足球却成了‘血色’。从中超第一轮刘玉建的断腿、杨璞的住院，到第二轮于涛的喋血、王学庆的被殴，足球给我们更多的感觉更接近于‘恐怖’，而不是‘快乐’。”

　　应该说，《中国足球报》对中超赛场的“恐怖”有自己的嗅觉。据说，当时有关方面对我们做“血色足球”这组文章很有微词，但后来中超赛场发生的一系列更严重事实证明，我们关于“血色足球”的警告是有远见的。

　　[6月1日]

　　重罚江津？！

　　中超第四轮上海德比战，上海国际队由于对裁判员的点球判罚不满而围攻裁判和比赛监督，导致比赛中断10分钟。前国脚、国际队守门员江津在比赛中发生拒绝重新比赛行为。《中国足球报》头条位置刊登题目标题“重罚江津”，并在这一标题后加上了一个问号和一个感叹号。

　　本报记者焦林芳发表“维护规则，理直气壮”的言论，认为“维护市场首先要维护规则”，呼吁中国足协在处理这一恶性事件时一定要理直气壮。现在回头再看中超第四轮的国际围攻与江津“罢守”事件，如果中国足协当时能够干净利索地乱世用重典，也许会有利于其后中超局面的控制。

　　[7月13日]

　　拿亚洲杯试试哈恩深浅

　　配合这一标题的是一幅漫画：哈恩一脸沮丧地骑着一匹马，面前横着两道障碍栏杆，第一道栏杆上写着“亚洲杯赛”四个字，第二道栏杆上写着“世界杯预选赛”六个字，哈恩与坐骑站在第一道栏杆前问：“我能跨过这道坎儿吗？”那匹马说：“哈大爷，两道坎儿横在咱面前，您可千万别让我失了前蹄啊！”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哈恩与中国足协的合同时，对亚洲杯并没有硬性指标规定，但是对世界杯预选赛则不同，因此说亚洲杯只是试试哈恩到底有没有真本事的一个试验场，并不为过。

　　[8月3日]

　　三问哈恩

　　8月2日上午10点，距亚洲杯中国队与伊朗队半决赛35小时，本报记者刘俊生在昆仑饭店独家采访哈恩。三问为：1、中国队是荷兰风格吗？2、亚洲杯对世界杯预选赛有多重要？3、你有信心战胜伊朗队吗？

　　哈恩执教中国队后，“口风”一直很严。《三问哈恩》应该可以算作国内媒体对这位外籍主教练为数不多的独家采访之一。

　　[8月10日]

　　亚洲杯证明了哈恩什么

　　这是与7月13日“拿亚洲杯试试哈恩深浅”的呼应。在亚洲杯亚军的光环照映下，《中国足球报》独家提出“疑似脱贫”的概念——“本以为中国足球可以在家门口一改‘拉套’的命运，翻身变成‘驾辕’的，但事实证明，亚洲杯上的中国队并未根本脱贫，充其量只是‘疑似脱贫’。”

　　本期《中国足球报》仍以一幅漫画来表现亚洲杯后的亚洲足坛新格局：日本人驾辕，而中国人、伊朗人、韩国人则在拉套。

　　[8月17日]

　　雅典香消

　　中国女足在雅典奥运会上小组赛即被淘汰，引起全国震惊。《中国足球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何北”的文章，认为中国女足的奥运会之旅走的是一条“鸡飞蛋打”之路——“进八保四”的“鸡”飞走了倒在次要，为2008“孵化”的“蛋”被“打碎”是真正让人震惊的。

　　玫瑰之败已经令人心痛，但更教人不解的是玫瑰惨败的窝囊过程。既输了球，又丢了脸，还没有买来教训。

　　[8月31日]

　　向9·11祈求85天快乐

　　“9·11”是被欧洲杯、美洲杯、亚洲杯和奥运会冲散了的中超联赛重新开战的日子。从9月11日中超回归到12月4日中超闭幕，85天，我们不要别的，只要一样东西，那就是“快乐”。

　　可惜，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我们也没有得到。中超的最后85天到底让我们快乐不快乐，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

　　[9月7日]

　　奥运教育中国足球什么

　　奥运会后，大伙都想教育教育中国足球，但是，教育什么呢，谁能说得清？《中国足球报》的头条文章指出了“奥运教育的短命危险”，认为“中国足球的奥运教育不应只是民间的舆论的、虚化的和暂时的，而应是官方的和行动的、实质的和长期的”，并担心“奥运教育就难逃纸上谈兵的厄运，其短命性将成必然”。

　　现在还有人提奥运教育吗？现在还有人再拿中国足球和奥运会相比吗？没有了！

　　[9月21日]

　　中国足球为何繁荣不再

　　从这一期开始，《中国足球报》进行了连续三期针对“中国足球为何繁荣不再”的系列访谈，由本报记者深入走访足球业内人士、社会学人士、经济界人士、媒界人士和学院界人士，撰写了一系列既冷静又深刻反思中国足球萎靡现状的文字。

　　在这组系列访谈中，《竞争力》周刊主编方向明的观点毫不留情。他这样形容中国足球的所谓职业化市场竞争，“在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上，有一批滥竽充数的低劣企业在低水平的管理层面上恶性竞争。”

　　[10月26日]

　　论中国足协的权威及安危

　　因10月2日北京现代队罢赛风波而引燃的所谓“足球革命”战火，在10月中下旬有愈烧愈烈之势，社会及舆论对中国足协地位及权力的怀疑一度与日俱增。《中国足球报》发表来自一句博士生的“非常来稿”，主要观点有二：一是中国足协地位不可动摇，二是中国足球改革势在必行。

　　在某些足球媒体习惯性的谩骂与人身攻击中，这篇“非常来稿”的确值得一读。它完全站在学术的、思考的、辩证的角度来谈论中国足协在危机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应该在这场危机中采取的态度，它在这场危机中应该具备的权力以及它应对危机的能力。

　　[11月23日]

　　对哈恩的最后专访

　　中国队被淘汰出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哈恩与中国足协的聘用合同自动解除。哈恩在离开中国前，接受本报记者赵了了的独家专访。这也是中国记者在境内对哈恩的最后一次专访。在这次采访中，除仍坚持认为中国队在他任期内取得了进步以外，哈恩还第一次提到了翻译对一名在中国执教的外籍教练的重要性。

　　赵了了说，他没有成为第一个采访哈恩的记者，却无意中扮演了最后一个采访哈恩的角色，这其中多少有些无奈。这话外之意是，如果哈恩能把中国队带到德国世界杯去，他宁愿不要这“最后采访”的头衔。

　　[12月7日]

　　2004语词笔记

　　以热门语词串连成2004年中国足球的景象，试图以“笔记”形式为2004做总结。继“语词笔记”之后，《中国足球报》又在12月14日、21日和28日精心制作“人物笔记”、“城市笔记”、“编采笔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思中国足球。

　　其实，自从爱上中国足球的那一天起，每一名中国球迷都会在心中有一本属于自己的“笔记”，上面会写满关于中国足球的“新账”与“旧账”。（来源：中国足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