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犯上老郎挨批平淡的苦行僧只是尴尬的替罪羊(图)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12月18日05:20 新京报

　　2004年12月15日，“中国足协中超联赛深化改革工作小组会议”比原计划提前一天结束。在这一天，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受到了来自阎世铎、张吉龙及杨一民三位足协副主席的批评。

　　性格决定命运。

尽管G7联盟来势汹汹，但郎效农自始至终也没有明确表示道歉。

　　一个工作狂

　　很多人都说郎效农是个工作狂。更多的时候，他会选择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

　　郎效农并不善言辞，除了在与老记者“吞云吐雾”时他会多说些话之外，想听郎效农说话，就得问他极专业的问题。要么，他总是说一句：“我真的忙得要死，下次再说。”边说边把记者往办公室外“送”。

　　很多人都说郎效农是个工作狂。郎效农有家，是国家体育总局分给他的房子，但他很少回家。更多的时候，他会选择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郎效农有一个妹妹，有时候他想回家了，便会到他妹妹的家。因为，从情感上，他已经把妹妹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当郎效农从欧洲回国时，他在与记者的交流中，表达了自己对英超的偏爱，并且指出了意大利足球俱乐部与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某种可怕的相似之处：老板更多地是把足球当做敲门砖，他们可以用足球敲开政治、市场的大门。他们如果想竞选议员、内阁总理，就要把球队搞好，以赢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在市场方面，一般的球队老板都是大财团的老板，他们都有很多产业，足球只能算作是他们广告宣传的一个载体。

　　这也是郎效农至今没有放弃的一个观点。从那一刻起，郎效农就对英超充满了好感，并就此开始着手对中超的搭建。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郎效农所有的心血都扑到了中超联赛章程的建立与健全之上。

　　那一年的龙潭路丙三号北京伟图大厦302房，就成了郎效农培育中超梦想的温室。那一段时间里，郎效农虽然也时不时地受到其他事情的打扰，特别是在2003年正式担任联赛部主任后，郎效农被末代甲A牵扯了不少精力，尤其是假球黑哨等问题，成了郎效农的“点火器”。再熟的记者，那时一提假球黑哨，再提他酝酿中的中超能不能杜绝假球黑哨，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尴尬的替罪羊

　　15日从香河回到北京后，郎效农的心情并不好。

　　G7联盟向郎效农发出“挑战书”的同时，徐明与罗宁都私下承认，他们只是就事论事，对郎效农这个人，不管是人品还是业务能力、工作态度都相当认同。

　　可是，郎效农还是免不了成为这次斗争的牺牲品。这主要是由于郎效农自己耿直的个性。据记者从央视当时采访郎效农的记者处得知，当采访完成后编辑片段时，该记者专门打电话询问过郎效农可不可以播出，当时郎效农就表示自己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记者还了解到，郎效农之所以在与G7联盟的对话中处于下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令郎效农本人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当初与郎效农一直熬夜制定整个中超章程的助手，正是目前辅佐徐明的人。也正是该人士的帮助，使G7联盟对于中超章程的优与劣均了如指掌。

　　这一切使郎效农陷入被动。

　　12月12日，当记者就此次香河会议采访郎效农时，他还认真地说：“现在不应该讨论中超该不该停，事实上现在中超出现的好多问题，是由于一些规定还没有落实，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怎么改，怎么让这些规定落到实处，从而得到真正地执行！”那时，记者从他的谈话中能感觉到他对于中超的前景信心很足。那时，他恐怕还没想到，在之后的香河会议上，他不得不向G7联盟表示：“访谈中所讲的话全是个人观点。”

　　事后，徐明曾感叹说：“如果真的要另起炉灶重搞一个联赛，我们还得请老郎来定赛程定规则。这些东西，他全装在脑子里呢！”

　　15日从香河回到北京后，郎效农的心情并不好。当记者16日晚给郎效农办公室打电话时，郎效农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失落：“这么多事情，这么忙，还是等以后再采访吧！”

　　平淡的苦行僧

　　老郎曾经感叹说：“我这人能有什么遗产，有也全留给我外甥了！”

　　前国家队领队朱和元曾经讲过，他一直劝郎效农把单位分的房子出租了，甚至他愿意帮忙给郎效农找一个合适的租房人。“但老郎就是不租，还说挣那几个钱有什么用？”朱和元一边说一边苦笑着摇头。

　　不怎么回家住的郎效农一般都住在妹妹家，他曾经感叹说：“我这人能有什么遗产，有也全留给我外甥了！”事实基本与之差不多，至今不会开车的郎效农享受政策可以买一辆公费车，他则只选择了一辆二手的普桑，自己当然也没有开过。

　　虽然常下馆子，他点的菜却从来没有超过三样，老一套的配菜使他一走进店门服务员就知道自动下单。郎效农自己对此倒是心满意足：“省事儿，省时间！”不过，他倒是偶尔会请相熟的记者下下馆子，喝几口酒也能让他把话题离开足球。据一位北京的同行讲，郎效农兴致到了，还喜欢背背古代诗词，甚至还可以背整段的话剧台词。

　　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郎效农自己似乎是满意的。每天抽两包以上的万宝路，偶尔试试去办公室找他的记者的乱七八糟牌子的烟，他的物质生活基本就得以满足了。

　　这样的状态是不少俱乐部老总私底下佩服的。一位当年甲A俱乐部的老总说：“老郎这个人根本不适合中国足坛，更不适合中国足协！这个足协现在资历最长的正处级干部，人人都指着他过日子，却人人都不真正地尊重他！”

　　导火索

　　电视转播权

　　郎效农这次挨批是因为面对总局领导时，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

　　郎效农这次挨批并不是因为G7联盟的攻击令中国足协难堪，而是会议进行到第二天，面对体育总局代表王成关于转播权的描述，郎效农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你总局凭一个文件就把我们中超的版权拿去了？”

　　郎效农的不满是有原因的，记者清楚地记得，当10月2日北京现代队在沈阳罢赛，记者第一时间与在办公室加班的郎效农取得联系时，他在电话那头气愤地吼着：“已经有无数人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儿了，可是我连一秒钟的画面都看不到，你让我说什么？！”

　　早在2000年，当时的郎效农任中青队领队。当年10月，他率领当时的甲A诸老板赴欧洲取经。11月回国后，郎效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那一刻他像吸足了水的海绵一般，郎效农对中国足球的未来怀着近乎浪漫主义的憧憬。

　　如今翻寻当时的采访笔记，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郎效农说到的电视转播权：欧洲的电视台是高度商业化的电视台，有的甚至完全是有线收费台。而在中国，电视台具有行政职能，人家的电视台是服从于市场，而咱们的则是服务于国家和政府的。在国外，联赛一般是不直播也不转播的，因此体育场经常出现观众爆满的场面。

　　那一刻的郎效农绝没有想到，体育场观众寥寥的中超元年，电视转播成了他心头的痛：“一场比赛的录像，等足协想看的时候1000元才买得到，你说这该怎么办？！”

　　糗事

　　“69风波”和“阎什么”

　　除了这次G7联盟抓住把柄将郎效农逼到了尴尬的境地，郎效农还给中国足坛制造了几次笑话。虽然他本人对此不愿意多说，但记者提到这些事时，他还是笑着都承认了。

　　1999年全国足球乙级联赛抽签，当时任竞赛部主任的郎效农主持了这个抽签仪式，却因为没有考虑到“6”与“9”之间的“形似”关系，而导致了一场闹剧。1999年乙级联赛结束之时，四川绵阳队与大连铁路队就是通过抽签方式决定谁冲入甲B的。当时足协联赛部官员郎效农想到的办法是：让两队代表分选“单”、“双”，然后各从0至9的数字中抽出一数相加，如果和是单数，那选“单”者获胜，如果和是双数，那选“双”者获胜。结果绵阳代表写下似是而非的9（或者是6），取得了最终胜利。这一“经典”至今成为足坛笑话。

　　郎效农当时也曾被媒体以“不懂业务，满头雾水”狠批。可是，据记者了解，连铁毅腾俱乐部和绵阳丰谷俱乐部当时并没有对抽签过程与结果表示异议，而是事后自己发现了“6”和“9”颠倒的玄机才找郎效农“讨说法”的。

　　郎效农第二次出糗，是在2003年3月深圳足球工作会议上，当时他刚到联赛部走马上任不久。由于怀揣了三年对中超联赛的构想，所以郎效农在主持会议时，不小心说漏了嘴，把中超扩军为12支的秘密泄露了出去。更令在场记者捧腹的是，在介绍与会领导时，他竟结巴了十几秒钟都没有想起阎世铎的名字。坐在一旁的杨一民看着着急，在一旁小声提醒他介绍阎世铎，郎效农竟不知道避过麦克风，直接把“阎什么？”几个字清楚地传到了每个人耳朵里。

　　本版采写/记者孙晓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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