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报纸上说，早上风大，不宜出门。
当记者昨晨早早地从住地赶到龙潭路的足协门外时，正是小楼里工作人员上班的时间。寒风刺骨，等了几分钟，看到足协的联赛部主任郎效农走了过来，上前刚打了一声招呼，他很敏感的用手挡了挡，头偏了一下，径直上了楼。敏感时期的敏感人，也难怪他这样的沉默。前天晚上公开信上网后，所有的记者、足协的其他人甚至郎效农的朋友，都没有联系
上他，他就像是失踪了一样。
上午是足协的中层干部会，郎效农走进去的时候，同事们没怎么和他说话，也没人不知趣地谈论前天晚上投资人措辞强硬的公开信，特别是阎世铎等几个副主席都在场，他们的脸色也不见得有多好。也没有人就投资人的公开信说上一句话，大家也没有对郎效农说一句安慰性质的话，压根就当这事没有发生一样。
记者中午时分再次到了足协楼下，阳光很强，身上依然冷嗖嗖的。中午足协的工作餐现在都改在了对面的大宝饭店，但记者没有在餐厅里看到郎效农的影子。
下午3点过，一直没能见到郎效农的记者不得不硬闯小楼了。以往这座熟悉的小楼如今也戒备森严了，看门的大爷警惕性很高，只好说是到新闻办找董华。但一个电话上去，四川人董华警惕性也很高，“我下来吧，今天谁都不合适上楼。”
董华下楼后，按照他的权限也实在难以多说什么，“我没有得到授权，所以对这封公开信真不好说什么，你给老郎打电话，他让你上去你就上去。”但记者又一次拨通郎效农办公室电话的时候，结果仍然是没人接听。手机继续关机。
京城足记圈中一位老大哥因为身份特殊，顺利地上了楼，也进了郎效农的办公室，但后来他告诉我：“聊闲天可以，谈到公开信，他就沉默以对。”小楼外，还不断有本地日报和外地赶来的记者守候，结果都是一样。足协包括郎效农本人，对徐明们抛出的公开信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予置评。潘琪（本报北京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