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
我觉得要谈足球改革，首先要把足球改革放在整个社会转型、政府转型和整个规则、法制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谈，不能够单单来研讨一个足球改革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足球改革和证券市场的改革非常类似，就是已经走到改革的临界点了。
前面我们一直走渐进性改革的路子，我对它有一个定义叫“政策之治”。中国足球的“政策之治”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耀眼的东西：中国队曾经进入过世界杯、中国足球的联赛也进入了职业化时期。但是“政策之治”本身也留下了很多的问题，现在矛盾冲突基本上都爆发了，这就到了改革的临界点。在“政策之治”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意味着如果不处理好，会爆发一个系统性的风险。而这个系统性的风险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对策，就会崩盘、崩溃。目前足球改革实际上也是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跟中国其他改革一样，是体制性转型。这是第一个观点。
下一步的转型目标是如何从“政策之治”走向“法制之治”。现在有很多法律是“恶法”，法律界特别讲“良法”和“恶法”，我们讲的这个“良法”叫做法律至上，这是下一步足球改革要追求的目标。这是第二。
第三是足球改革的动力来源：国家队没有出线、联赛中有很多虚假的现象、裁判有很多不诚信的行为、整个市场实际上有泡沫气氛等等。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足球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什么地方？改革的动力，一种是自上而下，中国改革这么多年，在一定的时期是自上而下，但在面临临界点的时候，恐怕很难。还有一种是自下而上，可能是来自弱势群体的呼声，比如说球迷。现在看来弱势群体离我们改革最前沿太远，很难够得上。我觉得中国改革的动力实际上来自于利益集团，市场利益的主要参与者的一种利益的博弈。博弈，实际上是我们经过26年改革，中国成长起来的一批民间资本，开始要和传统的政府权威进行对话，进行谈判，要重新确立有利于大家玩的游戏规则。
就足球而言，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足协的定性问题。现在中国很多行业协会都是“二政府”，政府把这个权力送给这样一个“二政府”，送给这样一个中介机构。那么这个中介机构拿了这部分权力，然后它来把这个权力放大，这就有个问题：一个是它拿到了什么权力？原来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权力，但是把这个权力放大，无限地放大了，它就可能滥用权力，甚至触犯政府的权威，侵害市场参与者的利益。
我认为中国足协目前是三权合一，首先是政府权力，其次是公益权力，再次是市场权力。这三权合一，导致了目前对中国足协法律地位的质疑。从大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国家事业单位的改革现在正准备起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事业单位都没有中国这么庞大，事业单位可以说是中国26年改革最大、最坚固的一个堡垒，一直没动过。中国足协本身又是公益机构，必须着重于公益性、慈善性和服务性，而不在于它的盈利性。但目前包括中国足协在内有很大一批事业单位带有很强的经营和盈利性质，现在强调的是公益机构不能够去经营。同时，市场权力可以产生很多的利润，我们大量的事业单位直接参与市场行为，直接参与上场踢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把政府、社会中介和足球的游戏者这三者的角色混淆了。现在没有明显的划分，中国足协是又当老板，又当婆婆，又当经营者，又当踢球人，还当观众，整个是角色的错位，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赞成足球投资人的观点，中国足协目前这套做法是政企不分，甚至是政厂不分。完善的市场当中，实际上把角色分得很清楚，是游戏的参与者就是游戏的参与者，绝不能当监管者。我同意体育总局代表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进行监管；足协作为行业协会对这个行业形成治理的规则；联盟来决定市场的经营，这样把三者分开，我们足球下一步改革的思路可能会比较清楚。
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足球界遇到的一个难题就在于中国足协是由地方足协组成的，地方足协实际上又组成中超委员会，中超委员会又被足协直接管着，而权力现在又在中国足协主席办公会议。中超联赛的规程里面，第三条和第四条是有问题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权利、义务不匹配，不对称。这个问题就更大了。这就导致投资人每场比赛投400万，却是颗粒无收，俱乐部甚至是负债经营、负资产经营。这种情况跟法律上的定位不准确，以及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游戏规则有关系。
实际上足球跟市场上的其它产品是一样的，只不过足球的观赏性非常强。如果让联赛继续进行下去的话，中国足协和投资人之间要达到一种和议，也就是共同拟订我们讲的章程，严格地说，是当事人之间的一个意识自治行为，自己来决定自己做什么，而不是强制性的行为。现在《公司法》把强制性的规范改成利益性的规范，以前我们都规定公司章程必须得包括什么，现在更多强调当事人的意识自治，更加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和议。能够把足球改革的定位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能把它放在法制轨道上，更多地强调当事人的意识自治，我觉得就有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