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之国足未来6年8步走(2)：情报战不能落后

　　天龙八部之国足未来6年8步走：欧洲锤炼是捷径

　　第⑤步 情报战不能落后

　　在冲击德国世界杯的征途上，中国队最终比科威特队总进球数少一个而失去小组出线资格，这是继曾雪麟、施拉普纳所率国家队之后又一次摔倒在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中。与 施拉普纳那届国家队不同的是，此次中国队原本是有希望把握自己命运的，却因为信息不畅这样的一个球场外的因素遭受致命一击。

　　直到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下半时比赛开始时，中国队5比0领先，而科威特与马来西亚仍打成1比1，此时不仅中国队已经扳回了两个净胜球，同时反超三球。如果此后，随着科威特每进一球，中国队都能有所突破的话，将这优势保持到终场，小组出线几乎是轻而易举。

　　广州的比赛上半时结束，天河体育场广播了科威特与马来西亚队战成1比1的消息。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之余，就连国家队人士也普遍表示了乐观：“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我们不用赢很多球也能出线了……”

　　乐观之余，几乎没有任何人想到，在马来西队攻进一球之后，中科两队已经不存在附加赛的机会了。中国队只有在净胜球超过科威特队的情况下方能出线，否则哪怕两队净胜球持平，科威特队也会因总进球数多一球而出线。

　　失利之后，很多人都在关心，为什么中国队在5比0领先之后长达38分钟的时间里没有再进球？毕竟，如果中国队能够保持进球狂潮，科威特队无论如何也难以起死回生。

　　显然，科威特人赛前关于中国队同中国香港队“默契球”的传言给中国队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在三个净胜球在握的情况下，中国队不愿意打出过大比分而落下“默契球”的把柄。

　　“你进一个，我也进一个”，这样的心理占了上风。

　　此时信息畅通便成为非常重要的环节，为了能够及时把科马比赛的比分通报国内，中国足协专门委派刘希付、李飞宇两名官员亲赴科马比赛现场。只是，由于体育场的条件极差，比赛又是免费入场，场面极为混乱。当科马比赛出现进球、红牌、中断等事件时，刘希付用当地手机打到我驻科使馆，使馆专门人员通过国际长途转达给广州市足协值守的官员杨旭，杨旭转告朱和元，朱和元最后用对讲机传达给场地边的教练组。

　　然而，科马在上半时打出“1比1”这样一个极具迷惑性的比分之后，下半时便进行了电子干扰，体育场内的手机既不能打出也不能打入，将近30分钟的时间里，身处科威特的刘希付与广州天河体育场的中国队失去了通讯联络。杨旭曾经反打电话到我驻科使馆询问情况，但使馆也无法与刘希付取得联系。

　　等到中国队接到科威特队进球的消息时，事实上科威特队已经将比分变为4比1。此时双方净胜球持平，科威特仍有进球数的优势。就在中方还在传递信息的时候，科威特队又迅速在第82分钟和第85分钟时连进两球。此后，科威特方面获知中国队并没有进球的消息，于是以6比1的比分提前于中国同中国香港之战结束了比赛。

　　就在科马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同中国香港队的比赛也进行到了90分钟，于根伟攻进了中国队的第六球。此时，在伤停补的3分钟里面，中国队要攻进2球才能出线。第四官员调整补时牌时也很有意思，先是从0调到了5，也许知道在比赛非常连贯的情况下补时5分钟有些过火，于是又下调数字，调到2的时候又嫌不足，最终将补时定在了3分钟。

　　补时的第2分钟，李玮峰攻进了第7球，场上的队员此时并不知情，认为7比0的比分足以保障出线，正准备庆祝的时候，却看到场边中方教练的手势——还要再进一球。当队员们重整旗鼓再准备进球时，主裁判已经准备吹响比赛结束的哨声了。

　　赛后，有队员这样告诉记者：“我们在场上既不知道科威特那边的比分，也不知道要进几球才行，只能看场边教练的手势。根伟进球的时候我们就都以为可以出线了，正准备庆祝的时候，回头一看，教练举起一个手指头——还得进一球才行。于是大家赶忙抢回球到中圈，只用了2分钟，大头（李玮峰）又进了一个，大家认为这下总算行了，又准备庆祝，回头一看，教练还是举起了一个手指——竟然还要再进一个。把球放回中圈，主裁判就已经准备吹哨了，谁也无力回天了。比赛结束之后，很多队员都不敢相信竟然还是不能出线。”

　　不得不承认，中国队信息传送的途径过于繁琐、单一，传递速度较慢，而且一旦遭到“电子干扰”之类的故障便束手无策。在现场，往往记者已经收到科马比赛比分改变的短消息之后，教练组还没有得到消息。而记者得到的消息途径就便捷很多，值班编辑在互联网上“蹲守”，获得比分变更的消息之后便可立即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告知前方记者。

　　如果担心手机短信的传送也会受到通信故障的影响，掌握科马比赛比分变化的另一途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直播。中央电视台在直播中港比赛的同时，随时对科马比赛的比分进行了播报。相信如果能够重来，天河体育场一定会多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笔记一电脑以及一台直播比赛的电视机。

　　这一教训对中国足球而言足够深刻，同时也暴露出我们在资讯收集及传递方面的经验欠缺。

　　在未来几年内，尽快组建专门为国家队服务的资讯中心显得相当必要。这一机构的职能不仅限于对各国，特别是亚洲球队的情报收集工作，而且还要对情报进行选择和分析，之后提供给国家队对未来形势进行准确判断。

　　本次国家队冲击世界杯信息传递和分析工作的失败导致球队对形势判断出现失误，并最终使得国家队无缘世界杯亚洲区八强决战，但愿此种情形不要再次发生。(徐佳)

　　第⑥步 征调制度要健全

　　中国队世界杯预选赛被淘汰，我们将过多地指责投向了哈恩，投向了中国足协。但是，我们忽略了11月17日中国队同中国香港队比赛前10天，11月7日国家队广州集训第一天的情景——那时在国家队从各俱乐部征调的23名球员中，只有16人参加了训练。其中，邵佳一、李铁因在国外俱乐部效力，归队时间要按国际惯例；刘云飞、于根伟、杜威、肖战波则因参加联赛补赛推迟报到；李毅则因私事请假。

　　抛开邵佳一、李铁、李毅不谈，天津康师傅队和上海申花队的国脚因参加联赛补赛推迟到国家队显得理由不够充分。国家队广州集训前，中国足协已经明确了2004年中超联赛暂停降级的态度，而那时，无论康师傅队还是申花队都已不具备夺冠的可能，可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还坚持不放人参加国家队集训，不知是何居心？不仅如此，肖战波正是因为参加申花同实德的补赛，导致受伤，从而影响了国家队的人员安排。

　　国家级球队与俱乐部队“争夺”国脚的矛盾由来已久，但像11.17之战前的这种状况实属少见。本报在11月9日头版《向30％缺勤率提问》一文中对此现象曾发表评论，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并没有引起当事者的足够注意。为了一场无足轻重的比赛，俱乐部不惜背负“掣肘”的“罪名”，结果怎么？中国队不光没有小组出线，而且有可能丧失今后数年的战略机遇，这直接导致中国足球失去数十亿元的利润。同一场补赛相比，究竟孰轻孰重？

　　对于未来的国家队，中国足协必须下决心彻底解决俱乐部同国家队争夺国脚这一矛盾，否则最终结果还是中国足球受害。

　　经过以往的教训，在国家队与俱乐部之间建立一条“国脚征调绿色通道”相当必要——国家队需要的队员在中国足协发下通知后，必须无条件按时到达集训地点，否则影响到国家队的集训，俱乐部不仅要负相应责任，而且还要受到重罚。同样，作为国脚本人，也要无条件接受国家队调遣。

　　“国家利益至上”是雷打不动的铁律，各俱乐部或个人胆敢对此进行挑战，只有死路一条。(李一荷)

　　第⑦步 健康档案早创立

　　未来国家队重组，建立国脚的健康监督档案并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医疗指导应成为国家队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这对于提高国家队成绩起着辅助作用。

　　本届世界杯亚洲区小组赛，李铁自始至终都是看客，原因在于国家队备战2月18日同科威特队比赛前，李铁在没有佩戴护腿板的情况下，于训练中同队友杨璞相撞，造成腿部骨折。试想，国家队如果有李铁助阵，或许其被淘汰的命运会有所改变。当然，这只是假设，不过，李铁的缺席对于中国队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显然，通过“李铁断腿”我们会发现，队医此前在国家队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大多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充当的角色永远是被动的。而这，已经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无独有偶，9月初国家队在香河备战同马来西亚队的一堂训练课中，此前已有教训的杨璞没有戴护腿板，幸好被领队朱和元及时发现，否则即使最终没有酿成事故，也是一个重大隐患。

　　尽管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11年，但球员的自律性远没有想象得那样高，许多伤病都是在安全意识淡薄的情况下造成的。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启动国脚的健康监督机制并不过分。

　　在这一前提下，队医转变自身角色显得尤其重要。

　　在未来国家队内，诸如检查队员训练前是否佩戴护腿板这样的工作理应由队医承担，因为类似的前期工作可以大幅度减少队员不必要的伤病，同时也减少了队医不必要的工作量。

　　除此之外，应当为每一名国脚建立联赛健康档案，以使国家队在确定每期集训名单前，对每名所要征调球员的健康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便于主教练有的放矢地安排其训练。不仅如此，如果国家队队医定期能向国脚提供一份详细的身体状况报告，想必他们也会有意识地调节自己，这无形中使国家队的整体健康状况上了一个台阶。倘若像以往那样，国家队某期集训征调的队员半数以上有伤在身，结果训练非但没有搞好，反而把国家队弄得像个疗养院。

　　国家队比赛受诸多因素影响，尽管过去医疗工作看似无足轻重，但实际上却发挥着巨大作用，只不过它不像成功或失败那样来得直接。(李一荷)

　　第⑧步 国足主场宜固定

　　中国队参加任何在国内举行的正式比赛从来没有固定的主场，无论世界杯，还是热身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国内没有适合中国队使用的场地，而是中国队乃至中国足协似乎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将主场固定于某一地点。

　　中国足协对于主场的认识很超然，只要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场地符合国际比赛要求，无论哪座城市，都可以成为中国队的主场。当然，中国队有时也会有主观要求，比如把主场设在昆明，利用高原“优势”制约对手。

　　除此之外，中国队主场流动性过强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中国足球虽然搞了11年职业化，但中国足协还没有一座隶属于自己的足球场，这可能也是不便为中国队固定主场的难言之隐。

　　再有，中国队的比赛全部由中国足协下属的福特宝公司运作，之所以选择流动作战，与经济因素不无关系，毕竟中国队每次集训比赛都需要大笔开支。

　　在当前条件下，中国队是否固定主场显得并不十分重要，但如果从国家队长远建设考虑，固定主场，使国家队长时间在一块场地上比赛将会衍生出一种文化，无论对体育场还是国家队，它都将是历史的传承。当国家队队员踏入主场的那一刹那，必然会产生出某种非同寻常的感觉——如同回家一般。固定主场最具代表性的是英格兰队，在温布利大球场拆除重建之前，它始终是英格兰队的主场，伴随着球场的老去，英格兰队以至于英国足球都被刻上历史的年轮。

　　随着中国足球的发展，固定中国队主场应当是大势所趋，因为这是成熟的标志。(李一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