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足球的病态在11月17日后爆发到了极限，三支成年男女国家队的轰然倒地和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苟延残喘充分证明了中国足球委实已是病入膏肓，病在骨髓。扁鹊先生说，病在腠里，汤熨之所及也，病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病在肠胃，火剂之所及也，病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尽管现代的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但我们对“人祸”灾难还不能充分驾御。中国的足球正在变异，它撑饱了一些人的肚皮，却奸污了我们的爱———足球正以变态的羸弱的姿势苟且前行。我们已失去了和正在失去着，我们的纯净的游戏和我们的足球荣誉感。
那么，我们的中国足球得了哪些病？
从它的呆滞看，中国足球就是个大头娃娃。中国足球的全面倒塌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最核心的一点是官本位思想。我们的足协长官面对大量的问题患了“问题麻痹综合症”，有矛盾不解决，有缺陷不改革，下边乱套乱成一锅粥了，足球长官依然面色红润。在某种程度说，中国成人国字号球队的溃败与联赛运行质量的低劣有着重大的联系，假球就是供给国家队的假奶粉，长期依赖着假“营养”的国家队，不“大头”才怪。再有，中国联赛的假账横行也是联赛“大头娃娃”现象的必然。联赛的低劣决定了人的营养不良，所以即便看上去中国足球“面色红润”，也是糟糠一般。对中国足球国家队的这次输，它的意义就在：“这场比赛把所有的遮羞布都踢掉了”（白岩松语），现在“逼”得管足球的国家体育总局只剩下对中国足协动大手术的一条路了。事实上，从另一层含义说，足球长官的“大头”还在于拥有了过大的权力，与自己羸弱的身体极不协调，来自联赛投资人的抗议声一浪接一浪，而“大头”依然顽固地不放弃不应该属于它的权力，这正是官本位疾病的发作。“大头娃娃”因为身体极度难受而日夜哭喊，就如同身在中国足球中的联赛投资人哭着喊着要拥有自己的权利一样，只是，长官们已经麻痹了，只知道装傻。
从它的神经错乱看，中国足球就是个马加爵。马加爵同学杀同学只因为生活琐事，一时神经搭错线，而中国足协的神经系统发育完善性明显还不如马加爵同学。比如，它经常以“拍脑门”的方式决定大事，从三支国字号主帅的产生就能印证。沈祥福、张海涛、哈恩都是足协某些人士拍脑门决定的，都是拍胸脯说能行，最后都是拍屁股后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不从体制上去反思问题，永远走不出失败的怪圈，所有的侥幸都只是短暂虚假的繁荣，自欺欺人而已。再一个例子是胡乱执法，从北京国安的罢赛和大连实德的罢赛就能看出，法规在他们手里是可伸缩的，发神经的时候和不发神经的时候轮回着“变脸”。中超元年取消降级的决定不是他们情愿做出的，而肇始者却正是足协，不是这样的天下大乱，有人想“不降级”都不可能。足协冒着为大众反对的压力取消了中超的降级，也是一次典型的发神经。
从它造成的踢球姿态看，中国足球就是个蛙脚。湖北鹤峰近日惊爆一起“注射致残”事件，当地有311名孩童“蛙脚”，因为孩子们被注射的青霉素里掺入了过多的苯甲醇，得病的孩子走路全都是罗圈腿，而且经常疼痛。中国足球的“蛙脚”是被注射了什么呢？也许不是刘建生涉嫌服用的冰毒，也许不是张帅“误服”的麻黄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足球中的“毒”比“蛙脚”厉害得多，已经接近致命的分量了。因为环境的异化，中国足球清冷的看台边HIGH了又HIGH，而他们的三脚猫的把戏不消说连和日韩抗争的机会都捞不到了，而且还为科威特人和中国香港同胞所嘲笑。中国的球员究竟有多少人泡在“毒水”里，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广东目前叫停了“手术戒毒”，所谓手术戒毒就是在吸毒成瘾者的脑袋上钻眼儿，把“成瘾神经”杀死。那么对于“中国足球毒区”呢，我们的足球管理者最多是在“钻眼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足球的歪脚斜臀呢？一是足球管理者不作为，对“毒区”不管不问；二是足球管理者胡乱作为，使得我们的踢球者技术含量极低。踢球人“蛙脚”，如何能踢好球？
中国足球病人，病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正如老汉丛文辉在本报上期所慨叹的那样，中国足球早死早脱生。所谓死，就是一种机制死亡；所谓脱生，就是一种机制诞生。但寻常诊疗的药性已经不能起作用一个躯体的时候，要么是猛药和手术刀，要么是干脆送其入太平房。
然后，我们等待，产房那一声啼哭。
作者：杜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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