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足球早已令人反胃，但2004年的年末，我们还是不得不欣赏了一次国家队有史以来最恶俗的演出，这是一次最后的演出，是一次将丑陋和愚蠢推至高潮的演出。
2004年的中国足球，像一个受到诅咒的怨妇一般，到处碰壁，到处制造混乱。足球，本应是快乐的，但快乐似乎永远与中国足球绝缘，萦绕在中国足球头上的，永远是愁云惨雾的世纪末景象。
一个曾经是亚洲最具规模的职业联赛，如今已接近死亡的边缘，被混乱所包围，被人们所厌弃；一支曾经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的国家队，如今却连小组预选赛都无法越过；一朵曾经铿锵的玫瑰，因为失水和失血却要逐渐地枯萎、死去。
谁该为已经发生的一切负责？这是中国足球一次一次遭受戕痛之后我们必须要发出的问号。
2000年初，高唱着革命浪漫诗歌的阎世铎走进了位于龙潭湖畔的足协小楼，尔后的4年多时间里，中国足球的命运就交到了这名仪表堂堂的中年人手中。阎世铎把持着足协的大权，并一手制造了中国足球4年的历史。在这4年当中，中国足球获得了一些胜利，历史性地进入了世界杯决赛阶段，但是，阎世铎的4年执政史，带给中国足球更多的却是灾难和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而这就是中国足球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因为体制的原因，中国足球接受了什么样的领导者，便要接受他带来的什么样的足球执政方针，哪怕他所带来的是愚蠢的、无知的方针政策。
王俊生，这个前北京队的守门员，后来成为中国足协最高长官的人，在他从足协小楼搬出去之后，总局领导对足协干部的任命原则发生了改变，希望足协的领导要由“业务型”转向“学院派”，在理论方面颇有见地的阎世铎就这样走上了前台，走上了中国足球狭窄的历史舞台。
阎世铎曾经是庞大的官僚体制下一枚小小的棋子，但当这枚棋子被放到了中国足协的位置上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漂亮地喊出几句振奋人心的口号和炮制出一些概念是官僚们的一大特性，这一点阎世铎简直就是个天才，至今人们仍会清晰地记着阎世铎“杀无赦、斩立决”、“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等等名言警句。
而在这些漂亮辞藻的背后，却是国内联赛世风日下，国家级球队越打越差的灾难风景。这让人相信阎世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语言上的天才，业务上的矮子。对于竞技体育缺乏足够的理解使阎世铎在他执政的4年多时间里选择取消联赛的升降级，让被奉为基础的国内联赛“混着等死”。
更没有人怀疑阎世铎是一个投机分子，“为官一任，永留青史”对习惯了在官场混的阎世铎来说是一种“原始的冲动”，在这种冲动的导引下，他可以不顾一切地放手一“搏”，对于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问题，根本就无暇顾及。正因为如此，阎世铎几近疯狂地押宝世界杯、押宝国奥队，“联赛为国家队让路”，成为阎执政以来最醒目的标签。但尽管如此，阎世铎却不愿承认自己的投机本色，他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所搞的是“出线足球”或“政绩足球”
不幸而又充满了讽刺意味的是，首届中超联赛就这样成为阎世铎“政绩足球”的“殉葬品”。中超联赛是阎世铎一手操办的，是他的天花乱坠的足球概念中最关键的一环，阎世铎本来打算将中超联赛当成自己从足协退休之后的一面丰碑供人瞻仰的，但自己将要从足协调离的消息却使阎世铎加快了筹办中超的步伐，并不顾各方阻挠仓促上马，结果令首届的中超联赛刚一降生便“惨死”于襁褓当中。
除了具备无以复加的官僚素质之外，阎世铎同样还是一个缺乏魄力，在关键时刻采取“鸵鸟政策”的无能之辈，在一些小是小非的问题上大喊口号的阎世铎，在那些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却像一杯烧不开的温吞水。当赌球的病毒向中国职业联赛大规模侵袭过来之时，当足球派系问题成为职业联赛最大隐患之际，当“反黑风暴”恰到时机的吹拂过来时，阎世铎并没有选择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顺应潮流去整顿联赛，他只是在小心谨慎地观望，甚至故意回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抛出几条所谓的“新规”应付了事。中国职业联赛的老病没有被治愈，新的问题却像雨后春笋一样在阎世铎执政的4年里层出不穷，应接不暇，直至接近全面崩盘。
从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到战线的全面崩溃指挥官；从一个小小的官僚到一个只为政绩的赌徒；从一个满嘴口号的理想主义者再到一只将身子埋在沙丘中的鸵鸟，这就是我们所能勾勒出的阎世铎执政4年多以来的变化轨迹。而随着这轨迹变化的，则是中国足球被“套牢”的残酷现实。
竞技体育是无情的，也许，将中国足球所发生的所有过错都加于阎世铎的身上是不公平的，就像不能把国家队的失利全部归咎于哈恩一样，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攻倒算”的过程，此值中国足球最低迷之际，中国足球最要紧的除了要清晰责任之外，更要紧的是廓清前方的道路，涤荡掉身上的灰尘，轻装上阵，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而至于阎世铎，引用当年败军之将戚务生那句“官场名言”：阎世铎将要负的是他该负的责任。
作者：唐成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