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雷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杨一民的讲话是在“盖棺定论”。在常规的情况下，只有对死人，才会盖棺。
仅仅一句“形势严峻”是远远不足以形容中国足球在这场竞争中所处的尴尬地位的。作为一向信心十足的中国足协（比如当年他们曾经真的以为有可能在韩日世界杯赛中小组出线），也不得不以两点特别注释来解释形势之严峻：一，“中港两队有实力差距，但这样的差距，想打出高比分难度很大”；二，“如果对手的战术思想就是少失球
，那么多进球会很困难”。即使在这么解释时，杨一民都不得不再三提出，“大家搞足球这么多年，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些困难。”
期待一支5场比赛总共进了7个球的队伍，能在90分钟里收获半打以上的入球，还不如期待山东鲁能赢得首届中超冠军来得现实。更何况，这还不是一场“定量”比赛，2个时区以外的科威特可以凭自己的力量结束所有的悬念。中国足坛曾经制造过足球史上的奇迹，比如冠城的保级；比如进球如拾草芥的“11比2”。但没有两厢情愿，成就不了一段美满姻缘。让中国香港队替中国足球“背黑锅”，这之间没有责任和义务的必然关系。
虽然总把信心和决心挂在嘴边，但杨一民代表中国足协发出的表态多少有些气短。“我们要用超常的打法和超常的心态，去争取一个超常的比分。”如果穿上红色裤头就能赢得力量和运气，相信中国足球队会毅然改换一套超人装束的，遗憾的是，竞技运动中从来没有“超人神话”，用唯心主义的“超常”去祈求不寻常的结果，更像是宗教祈祷，而不是战前宣言。
既然这是一种非常规情况，那么盖上的棺材里，也可以躺一个还有一口气的活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