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C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昨天开始在北京举行，今天又恰逢雅典奥运会结束两个月。当人们仰望竖立在国家博物馆前北京奥运会倒计时牌时，那不停闪烁不停滚动的阿拉伯数字，真切地告诉我们，2008北京奥运会，一分一秒，由远而近。
雅典奥运会结束的两个月里，北京奥组委多次召集采访雅典奥运的记者座谈，为北京奥运出谋划策。各路记者各抒己见，所谈甚多。本报记者参加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关于
媒体服务的，一个关于观众服务的。其实记者们所谈的远不止这些，几乎涉及到举办奥运会的方方面面。雅典奥运会对北京有着不同于其他奥运会的现实意义：一是时间上距北京奥运会最近；二是希腊与中国都是非英语国家；三是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分别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发源地。
雅典奥运会，北京可以借鉴的东西很多。北京奥组委听取参加雅典奥运会记者们的意见，是为了把2008年的奥运会办成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北京奥组委在思考如何从雅典取经，许多人特别是从雅典归来和记者们也在思考。本报记者史明连续采访过亚特兰大残奥会、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他的所见、所闻、所感，经过两个月的沉淀，便成了今天开始在本报登载的“借鉴雅典”系列文章。
“志愿者”的概念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现代奥运会规模越来越大、开销越来越巨、组织者越来越忙不过来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所以，现在已无哪一届奥运会敢说离得开志愿者了，而且需求量还在攀升。
有关雅典奥运会志愿者的人数，报道其说不一，但大致是在6万人左右，是从全球近18万报名者中遴选的。据说这个数字已超过悉尼。
顾名思义，志愿者是没有报酬的，但世界上仍有那么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愿意无偿为奥运服务。巨大的需求对应着巨大的免费供应，这该是令任何市场经济艳羡不已的。但是，正因如此，我们就更应有一个如何使用、如何对待志愿者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你是“自投罗网”，你心甘情愿自讨苦吃，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志愿者是奥运会最大的群体，其人数甚至超过运动员、教练员、记者、官员等的总和。
同悉尼一样，雅典奥运会志愿者的待遇基本是，一长一短的简易工作装和每天一顿工作餐。工作餐也很简单，一个汉堡、一个面包、一瓶饮料。对于酷暑下的长时间、高强度消耗，从热量和数量上说，这样的食物别说男子，就是女孩子也是难以果腹的。我在排球馆碰到大学放假从英国赶来作志愿者的一位姓侯的山东女孩，她“诉苦”说，把打工一年挣的钱全花在来雅典的机票和住宿上了，每天连一点菜都见不到，那天实在受不了了，咬牙到超市买了半磅鸡肉改善生活。她的情况是很有代表性的。我注意到特别是一些在室外工作的志愿者，很多人每天都要自费买一两块巧克力补充热能。我曾问过在记者班车站服务的一志愿者，每天要工作多少时间？答复是12小时左右。而实际上他们在奥运开幕前就已上岗，结束后还要收尾，前后要一个月。其中一大部分休息几天后，又要接着为残奥会服务。可想而知，光荣感后面是件决不轻松的苦差。还是在班车站，后期时我有几天没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打听才知病倒了。就在闭幕式的那天，我们住地一位负责安检的女志愿者突然昏倒，被拉走急救。她还是在晒不着吹不着的大厅里工作呢。
要看到，绝大多数志愿者不是没有收入的大学生，就是放弃薪水的在职人员，几十天的营养补充全靠自己，实在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由组委会适当给予一点食品补助，对数万志愿者不啻是个福音，其实，其效果又会反作用于奥运会的服务质量。当然，即使“适当”一点点，但一乘以人数、天数，则就是一个天文的款额，大大增加奥运成本。然而，寻找食品或营养品的赞助商，以广告回报，应是一种解决途径。
还有另一方面的改善问题。某夜，发稿后坐上班车，只有我一个记者和一女志愿者。行驶中，该女同司机聊了一会就到车的后部去了，片刻，走回的是另一女子。起初，我以为后面还有一人呢，再一看她手里拿着的志愿者服，才明白她是到后面换衣服去了。她还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一下，道：“我下班了。”还有一次，在班车站等车，两女志愿者同接班的人交接后，来回上下了旁边几辆班车，等从最后一辆车下来时，变成两位靓装小姐，手里也拿着刚换下的工作服。原来，大巴无人时就是女更衣室。可若有人呢？姑娘们上下找空车可就费周折了。我想，为室外较集中的女志愿者们设一简易活动房或小帐篷，这应不太难。
再有就是工作岗位问题。我曾问过悉尼的志愿者，他们是在申请的同时，可以填4个希望去的岗位，像填高考志愿一样，然后，组织者统一协调、科学分配，尽量满足。而问雅典的志愿者，他们说不能选择，必须服从分配。因此，难免会出现不喜欢看球的老太太进了场内，被吵得不行；而体育迷的小伙子却坐在馆外的某个角落，百爪挠心。因而，我觉得在保证岗位要求的前提下，悉尼的方式更受欢迎。
总而言之，“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吃上草”，似可以是北京奥运志愿者聘用上的一条改良思路，况且，这也与“人文奥运”的追求相吻。(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