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快报：摆在中国足球面前的四条路

　　在假球、黑哨、罢赛等等将中国足坛弄得一团糟的背景下，以徐明为代表的俱乐部投资人们扯起“救火中国足球”的旗帜站在了改革的最前沿。不管他们的提议最终是否能实现，中国足坛肯定会因此而改变。中国足球究竟会走哪条路？谜底揭开前官员们还有无数的会议要开、无数的问题要讨论。期待的时候，不妨看看几种可能的方向。

　　道路之一：足协继续掌权

　　足协继续掌握联赛组织权，转让部分利润提成给俱乐部以换取投资人的妥协。

　　这种方案看似完全不可行，因为那些以改革者姿态推动改革的投资人们不可能会妥协。其实不然，关键就在于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投资方产权在很大部分上仍归属于国家，足协同样属于国家。既然都是国家产业，投入与利润的分配不平衡就不那么明显，反正是国家投资、国家收益，为的是国家的足球事业，有什么不合理呢？至于少数民营投资人，当国家所有控股投资方全部妥协，他们也很难不低头。

　　这种制度的弊端无须单独列举，弊端的总和就等于中国足坛现状和中国足球水平。

　　但这种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中国足协办起事来不会完全以经济利益为依规，可以忽视商业利益进行长远投资，可以大力投资培养中国足球的青少年人才，可以“大刀阔斧”地做任何他们认为有利于中国足球的事情。如果投资人掌权，要求他们这样做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即使掌权人变化，很多困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其他问题，诸如假球、黑哨也不会就此消失。尤其是球员素质问题，这直接导致赌球、斗殴等丑闻充斥足坛，修养的匮乏也造成了球员意志品质以及心理素质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一朝一夕难以改变的，必须以长远眼光全面培养足球人才，这方面足协这种国家组织便体现出国家机构“不计回报”的优势。

　　道路之二：俱乐部投资人掌权

　　投资人改革成功，拿到所有联赛组织权和绝大部分利润，提供部分利润提成给足协用于裁判培训和举办国字号赛事。

　　这种运营模式已经帮助许多西方国家的联赛组织取得成功，但问题是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这种方案的优点是完全市场化，缺点是过于市场化。它基本没有考虑到中国足球联赛的渊源、中国足协的特殊身分、中国相关法律有待健全等等客观因素。也许随着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经济实力日益强大、市场机制深入人心、法律日益健全、管理水平日益提高，我们的联赛可以应用英超，甚至比英超模式更加市场化的模式，但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这样“摸着石头过河”似乎十分冒险。不过没有哪个国家是先有路后有汽车的，也许只有当汽车跑起来，路才会逐渐修好。

　　但如果这种模式真的变为现实，那么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马上正视的：内部利益分配问题或者说是派系问题。现在联赛中存在的假球、默契球、黑哨等问题，制度约束固然是足协的责任，但是操作者难道责任就小吗？行贿人与受贿人同样不可原谅，这些都是俱乐部之间恶性竞争的结果。一旦成立俱乐部联合的管理组织，内部利益分配立刻浮出水面，派系问题将更加突出，非派系俱乐部如何自保？这恐怕也是目前仅有7家俱乐部支持徐明方案的原因。

　　道路之三：足协投资人合作

　　成立中超中介公司，独立于俱乐部和中国足协，负责一切联赛组织和商业运作，向俱乐部和中国足协负责，利润分配由投资人与足协在中超中介公司中所占股份决定，具体配股双方协商，在公司成立时订立协议。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在利益分配上双方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平衡，在运营管理上可以聘请专业管理人员，十分符合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做到政企分开、投资者与管理者分开。

　　如果想形成这种模式，一方面需要足协放下领导的架子、放掉大部分商业利益，以促进中国足球事业发展为己任，在“中介公司”监管下维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而投资人给出更结合实际的改革方案、对中超一系列弊病给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让出相当部分利益给中国足协用于后备人才培养以及国际交流，并承诺配合足协维护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行为、措施。

　　在前两条路双方难以妥协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道路之四：合理的理想模式

　　理想的管理机构应当照顾到所有联赛相关者的利益，由俱乐部利益代表、球员利益代表、国家利益代表、球迷利益代表、媒体利益代表以及地方经济利益代表依据合理的席位共同组成，依据各职能划分权利，依据各方的经济投入、组织投入等资源投入进行利益划分，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利益、公众利益、长远利益为依规，同时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尽量做到一切公开、一切透明、一切按法律和制度办事。

　　当然，这就好比空想社会主义，符合各种道德和人文范式，但从现有的资源掌控情况看，完全不可能实现，但也不失为一种奋斗目标。见习记者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