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现代罢赛风波 中信系取义求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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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赛，中信系取义求退

　　10月2日猝然事发时，国安的反应相当果断，行动也很有组织性。事发后的危机公关 更富有技巧，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攻势，几乎独霸了事件的话语权。

　　国安为此次事件向足协设定了苛刻的底线。而这样的底线，意味着国安根本就不希望有任何妥协的结果？

　　-本刊特约撰稿/周文渊(资深足球评论员)

　　历经一个多星期的暗战，截至本刊发稿

　　时止由北京现代队愤然罢赛所引发的一场博弈游戏已接近摊牌时分。博弈的一方是中国足协，以及它所从属的国家体育总局；另一方是国安俱乐部，以及它的控股股东中信国安集团。

　　本来，政府VS企业，“国家队”VS“地方队”，这种对决的结果应该毫无悬念。然而，对决不仅发生了，且过程充满玄机，结果则胜负难料。人们能够看到的是，“肇事”的“地方队”盛气凌人、步步进逼，执掌惩戒大权的“国家队”却左右为难，一张注定要开出的超级罚单迟迟开将不出。

　　显然，在中超面临崩盘危机的大背景下，面对摆出破釜沉舟架势的对手，足协虽然握有充分的法律与行政武器，却由于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以及多重利害关系的牵制而难以迅疾出手，更不敢痛下杀手。阎世铎和体育总局都明白，必须很准确、很技巧地拿捏好道义与利益、全局与局部的平衡术，才不至于因处置不当而打开足以毁灭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潘多拉魔盒。

　　毕竟，这是首都的球队，这是中信系的人马。

　　国安与足协先暖后凉的10年渊源

　　历史上，同处在皇城根下，中国足协与北京队的关系总的来说很不错，前任足协负责人王俊生就是原北京队的守门员，并从北京市足协秘书长的任上调到中国足协工作。在国安最火的1990年代中期，面对来访的AC米兰等世界豪门，中国足协一再派出“官哨”，襄助国安队创造了“工体不败”的神话。

　　国安方面也投桃报李，无偿捐出位于河北香河的大批良田，使足协得以建造起一座完全隶属于自己的足球基地。在香河，一条林荫道的两旁，耸立着分属中国足协和国安俱乐部的两座现代化足球营，凸现两者非同一般的关系。

　　不过，随着4年前王俊生的黯然出局，中国足协与北京方面的关系开始趋冷。继任的足协掌门人阎世铎在各方面刻意清除前任的痕迹，也在有意无意间冷落了北京足球。在今年7月亚洲杯前，国家队已经好几年不在首都集训、打比赛，北京球员也早已不是近几届国家队中的主流势力。像世界杯和奥运会外围赛那样影响大、油水足的赛事，不是安排在上海就是昆明，甚至天津，就是轮不到北京。对此，一位北京足球圈中人指出，这些年北京足球越来越不景气，与国字号球队的不捧场有很大关系。

　　首次在中国举办的第13届亚洲杯确定以北京为主赛场，这本来是双方修复关系的极好机会。然而，先是在夺冠问题上北京市足协负责人公开与中国足协唱反调，后是在开幕式上北京球迷当着国际足联众巨头的面大肆起哄，令中国足协分外难堪。因此，在足协与北京这两者间，密切的人脉关系、良好的合作互动已然成为明日黄花，脆弱到不足以抵御一场比赛风波的冲击。

　　罢赛，革命义举还是蓄意所为？

　　10月2日中超第14轮沈阳金德对北京现代之战，做客的现代队由于不满广东籍裁判周伟新的点球判罚，在距90分钟比赛结束还有11分钟时集体退场，并在裁判给出的5分钟恢复比赛的时间里没能回到球场，从而构成了中国职业足球史上第一例罢赛事件，也给中国足协出了个天大的难题。

　　有报道称，在反复观看、研究比赛录象后，足协裁判委员会的技术报告判定，该场比赛的主裁判并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和偏向，包括那个点球。这一鉴定得到了一些中立的足球专家的认同，另一些专家则指出，即使裁判的判罚有严重问题，现代队也绝不能采取罢赛那样的极端方式。在国际上，在任何体育项目中，公然罢赛都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之一，通常都要遭受最严厉的惩罚。

　　很多人以为，这下，国安要为其爷们作派付出不菲代价了。不料，从总经理杨祖武到董事长李健一，事发后国安高层的反应异常强硬，声称只接受判输、罚款的处分，一旦足协作出扣分等进一步的处罚，国安立马退出中国足球。10月5日，国安俱乐部知会北京市足协，决定暂时退出中超联赛，若10月16日中超第15轮比赛开打前，还没有接到令他们满意的处理意见，将正式宣布退出。

　　人们不太理解，谁都知道客场难踢，作为浸淫中国足球酱缸数十年的老江湖，亲临客场督战的杨祖武怎么连这点儿委屈也不能承受，怎么还会像一个“愤青”那样作出如此过激的反应。杨祖武的解释是，9月25日，他们已经在成都遭到了裁判的欺负，当值裁判居然将现代队的1个进球判为无效，导致现代最终反胜为败。当时他们就向足协提出了措辞激烈的申诉，不料，短短7天之后，他们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忍无可忍”。

　　这样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其实仍然有点勉强。7天前风波发生后，足协虽然没有进行改判(这是不可能的)，但处罚了成都赛区，对冲进场内激烈推搡裁判的现代队教练魏克兴却没有作任何处分。而按规矩，魏的行为至少要受到停赛4场、罚款万元的惩罚，为此，足协还受到了舆论的广泛批评。

　　那么，国安高层又为什么对这次比赛如此“小题大做”呢？罢赛不是一件小事情，罢赛的后果也谁都清楚。而10月2日猝然事发时，国安的反应相当果断，行动也很有组织性；事发后的危机公关更富有技巧，趁着足协还处在国庆长假的慵懒中，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攻势，几乎独霸了事件的话语权。在一边倒的舆论宣传中，罢赛这一最严重的违纪行为似乎成了向黑势力挑战的义举，面对即将到来的纪律处罚，国安俨然成了舍生取义的悲情英雄。

　　据此有人猜测这是国安蓄谋已久的一次行动，其目的是为国安集团退出足球的战略行动制造体面的借口。蓄谋之说未必成立，但国安显然抓住了这么个机会，借以实施某种与事件无关的战略行动倒存在着相当大的可能性。

　　退出，要理由更要体面

　　国安想退，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4年前闹过一次，最后由中信大老板亲自出面才收回成命。这两年国安的日子过得更不开心，他们认为自己出钱出力为北京市打造形象工程，却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特别关照。从中信国安(000839，SZ)的年报可知，近年来该公司大举投入广电网络和数字电视的豪赌游戏，面临着相当大的融资压力，每年几千万的足球投入几乎成了不能承受之重。前年国安曾发狠向北京方面发出通牒，才由政府出面拉来韩国现代汽车这么个大赞助商。但去年的末代甲A，号称永远争第一的北京队居然差点降级，这又让国安方面十分无趣。

　　不过，作为国字头的大公司，国安不像陕西国力、深圳健力宝那样的民营企业，可以公开承认没钱玩、玩不好而不玩了。不玩也要找个体面的台阶下，而不堪中国足球的恶劣环境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耐人寻味的是，以往大连万达等企业宣布退出足球时，总有市长等当地政府的头面人物出面挽留、斡旋，这次国安罢赛闹得如此满城风雨，却只见国安自己在唱独角戏和媒体的大肆炒作，而没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奔走斡旋。北京市政府已经非正式表态，这是企业行为，政府不方便干预。人们曾寄希望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市足协做点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人在积极调停。

　　其实，让北京市体育局或足协出面调停本身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副部级的中信系与北京地方政府不存在隶属关系。而且，由于在前年辽宁队进京“抢食”，乃至更早些时候威克瑞青年队划归等问题上结下的梁子，双方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一度，人们也曾认为前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前北京市足协秘书长、现体育总局下属的中体竞赛集团总裁王俊生是一个不错的调停者，但事实证明，这又是人们的一厢情愿。

　　国安为此次事件向中国足协设定了苛刻的底线：处罚周伟新，不能再扣分。然而，根据联赛章程对罢赛行为设定的7项处罚条款，扣分还只是较低级别的惩罚，人们不曾遗忘，同是由于罢赛，去年四川男排惨遭被勒令降级的厄运。显然，如果国安方面不松动自己的底线，反而还那么咄咄逼人，那么事情很可能走向极端，而最终的结果还不只是国安一家的退出，已经风雨飘摇的中超联赛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失血危机，离崩盘也不远了。

　　这虽然是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十分不愿看到的，但面对全国千万双关注的眼睛，面对其他俱乐部冷眼的旁观，他们别无选择。现在的疑问是，这是不是正是国安方面所希望的结局？或者说，设定这样的底线，意味着国安根本就不希望有任何妥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