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利益多元化

　　国安“罢赛”引发了“中超”危机，而危机中呈现的是与“中超”有直接利益关系，或有间接关系，或毫无关系的“单位”的多种姿态。

　　首先是“当事者”国安和中国足协。中国足协是“中超”的组织者和“中超”最大利益持有者；国安是“中超”的“领衔主演”或叫“主要角色”。因此他们在危机中呈现的姿态是鲜明的，利益是分割和对峙的。这自不待言。

　　引发这场危机的导火索是裁判。裁判归属于中国足协，但裁判作为一个整体，也就是一个“单位”，也有自身的利益取向。裁判的利益是“游动”的，所谓水涨船高。因此我们至今未听到“裁判单位”在这场危机中的表态也是很好理解的。“中超”的损失，也包括了“裁判单位”的损失。

　　“中超”的赞助商是这场危机最无端的受害者。这些赞助商可以称为一个“利益集团”，包括“中超”赛事赞助商和参赛各俱乐部的赞助商，如北京现代汽车。这一“集团”迄今没有公开表示态度是出于一种无奈。“中超”的上座率，“品牌认知度”一再下降使赞助商们对这一“突发”危机的承受力无形增强。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对今后，对明年的打算。

　　媒体与“中超”的间接利益在这场危机中演化为直接利益。无论是专业的还是综合性的媒体都希望在“捕捉”这一危机的最后结局上占有先机。这是一个征订的季节。惟一的例外是上海的文广集团，它包括上海电视台和属下的报刊。文广集团斥巨资买断了“中超”的转播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存在多退少补的规则。与此对照的是央视。央视退出“中超”的转播，因此在这场危机中，人们期待的“央视声音”显得有些坐山观虎斗。央视是“中超的“无利益者”。

　　舆情是这场危机中最值得关注的。它们透过网络和短信不间断地喷涌而出。舆情与“中超”看似无关系，但却是“中超”最大的利益授予者。因此这场危机无论以何种方式结束，都要考虑到舆情，考虑到今后中国足球的观众。

　　这场危机本身是简单明了的。但由于有利益单位的参与和制约，危机变得复杂和多向了。（来源：中国足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