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后，中国足协的官本位权威遭到了最大的冲击，0：8的耻辱和国奥未能出线的旧账让中国足球管理者在威风凛凛的中国体育面前抬不起头来，乱了方寸的中国足协根本无暇顾及中超联赛的健康发展，同时它也没有能力去问诊联赛当中的种种病变，于是联赛一直在失控中带病运行，终于，在一个偶然也不偶然的时间里，北京现代队以罢赛的方式炸响了一颗炸弹，其对足协的权威挑战绝对大于几天前“足协接到一个电话诈弹”的事件，一时间足协墙倒众人推的效应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的极致。游戏规则被游戏
北京国安是中国联赛的老招牌，是“天子”脚下的御林军，如今举起造反的旗帜，可谓典型的对足球管理者权威的蔑视，也是对礼崩乐坏的现实超级不满的总爆发。在一个游戏规则屡次被游戏的时代，游戏的所有参与者都觉得自己是被戏弄的一方，所有的游戏参与者都感到不满，所有的游戏参与者都要抗议。
游戏的管理者带头亵渎游戏规则或者纵容游戏规则的被亵渎，其行为本身就是渎职，最起码也是不作为。官本位足球追求的是官本位，比如我们的足球官员现在在国青的征战地吉隆坡，也准备跟着国足西征科威特，很显然，带队出征亲力亲为是官员的职责，但千万不要忘了，中超联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足球之本仿佛神经错乱的神经错乱者，不尽职尽责守护而舍本逐末，那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其实在所难免。
事实上官员很清楚，抓联赛是个见效慢的活计，不如抓国字号的杯赛来得更快一些，于是造成了脏活累活没人干的局面。足协造成的联赛失控非主观故意，但更大程度上联赛沉疴泛起，恶病缠身，整治绝非一日之功，还联赛健康之躯体实在需要太大的勇气。
一直以来，足协面对联赛的诸多事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现出的是蒙混过关、得过且过的姿态，用的不是法治的原则，行的是人治的路线。这样，足球秩序呈现的是越来越乱的场景，朝令夕改已经是管理部门的家常便饭，足协的权威被自己挥霍殆尽，联赛的参与者普遍缺乏对足球管理者的信任感。丧失诚信，丧失权威
后龚建平时代的中国联赛曾经有过那么一小段“邪恶势力”首鼠两端的日子，可惜时间不长，在澳门盘公开介入联赛的大形势下，我们的足球管理者缺少应对办法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以至于在盘口的操纵下，太多的诡异的局面得不到有效的监控，诚信的丧失让上帝———观众纷纷离席。
商家只对市场感兴趣，有市场的联赛让商家趋之若鹜，丧失了市场的联赛则为商家所不屑。由于联赛的经营者弄糟了市场，所以中国足球联赛一下子就丧失了吸引力。在末代甲A，足球资本大逃亡的一幕没有震醒我们的联赛经营者，到中超元年，新鲜劲还没过，中超的吸引力就已经是徐娘“全老”，加上天不作美，国家政策的宏观调控又让资本受到遏止。如此环境下，搞足球还哪里是什么时尚？难怪俱乐部动不动就声言退出。国安俱乐部的底气在于，实在不行我还不玩了呢？所以人家放话：你足协爱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不玩还不行吗？
几年前，搞联赛的商家还是一个城市的座上宾，搞联赛还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即使账面上没赚钱，其广告效应还是让俱乐部心仪。现在不同了，尽管甲A升级换代到中超，搞足球成了缺少利益的事情。市场经济，没有利益，谁还跟你混？要改革，不要改良
出大事了，真的出大事了。老阎以一个精准的预言家的姿态预感到不妙，可是作为一个掌门人，他只是呼号，却不能改变。甲A联赛的10年，未曾发生的乱子在中超元年发生了，其背后的历史革命必然如同晚清的昏聩，没有义和团还有八国联军，没有袁世凯还有孙中山。
乱子该来的早晚要来，不能说这是第一个大的乱子，也肯定不能说这是最后一个大的乱子，这不是中国足球联赛出的第一件“大事”，也不是最后一件“大事”。
从根本上说，足协对联赛的既得利益不撒手，这限制了俱乐部的积极性，而小打小闹的节目无非是被动的改良（可惜，我们的足球管理者连这些都做不到），而不是改革。要想彻底改革，必须把最根本的利益交给参与者———中国联赛的俱乐部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混乱，但必须要相信民众的自治能力，生与死的大抉择面前，没有人愿意只顾及眼前利益。要做到这些，足协首先就要把联赛的经营权交出来。
要改革，不要改良。要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要明治维新。
罢赛事件是足球管理者造下的礼崩乐坏的环境的必然，是其权威丧失的恶果，是早晚要来的报应。如果，不变革的足协继续沿袭过去的办事风格，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姿态，出台一则应景的罚令，在矛盾的表层铺上一些息事宁人的纸灰，那么可以断言，中超用不了多久，还要出大事。
作者：杜宏宇
（来源：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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