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学生们的假期到了，天气也开始炎热了，而另一种叫做登山的热潮也开始持续升温。北大、清华、复旦的学生登山队纷纷出行，国家登山队则开始了攀登欧洲最高峰的行程。

　　登山是勇敢者的游戏。这是许多人从电影和媒体语言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但通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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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大量采访，我们还得到这样一个第二印象———登山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系统性极强的运动，违背其规律所付出的的代价常常是人的生命。

　　我们尊重每一位登山爱好者的选择，但面对愈演愈烈的登山热潮和炒作得有些失衡的商业登山，我们想通过两期关于登山的专题，让大家对登山运动有更深入的了解。当面对“因为山在那里”的诱惑时，能设身处地地明白“我在哪里”。对向往登顶的人来说，当你做出选择时，你必须明白，你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场游戏，你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刺激”，你所付出的也不应当是生命。那些云雾缭绕的山峰有神秘浪漫的一面，还有着冰冷艰险的另一面。

　　“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

　　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

　　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

　　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庄严。

　　哦，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川。

　　一座座山川相连……”

　　大学生登山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在中国，困扰大学生登山活动的焦点和问题却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最近几年，在中国发生了几起大学生山难事件，大学生登山一时成为敏感话题。然而，在公众普遍持有“大学生登山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冒险，是对家庭和社会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这样观点的时候，在主管部门不支持甚至限制发展大学生有组织性的开展登山活动的时候，作为当事人的大学生登山爱好者，他们的经历、想法和意见又是怎样呢？

　　“登山训练充满单调和辛苦”

　　一说到登山，记者面前这位外表腼腆的清华大学前任登山队队长温世强，竟一口气谈了两个小时。话题就从7年前，温世强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即报名参加清华登山队开始。

　　“报名的人真是多啊，好几百人吧，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太了解登山，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我只是觉得好奇、好玩。”

　　温世强所说的登山队报名火爆并非近一两年的特有现象，记者从校方了解到的情况是，作为清华大学重要的学生社团，山野协会每年都是大热门，高峰年份报名的人数都在500人以上，这种情形在北京大学更加突出。不过，在报名半年之后，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因各种原因退出登山队的新人选拔过程。

　　“体能是第一关，加入登山队新人选拔后就开始每周3次，每次4000米～6000米的体能训练，很多人在训练几次之后就逐渐退出。半个学期后，体能训练标准提高到6000米～8000米，除了辛苦之外，很多人因为枯燥而放弃。因此，能留下的将是极少数身体和意志都合乎要求的学生。到了第二学期，登山技术、登山器械使用、力量强化等训练项目已大量列入训练日程，体能的标准则提高到每次1.2万米，并开始负重拉练和模拟登山训练，那年最后顺利通过考验，获准加入登山队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3个同学。”温世强特别告诉记者，所有这些训练标准的制订都是根据中国登协的专业队员训练标准，并接受来自中国登协的指导。

　　第一年的训练让温世强原先对登山的美妙幻想完全破灭，“一年的训练下来，我才逐渐明白登山是怎么一回事，它决不如人们想像中的逍遥、洒脱，而是充满单调和辛苦。另外我也认识到，登山队的选拔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检测，还要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品德。”

　　1998年夏天，即将升入大学二年级的温世强被清华登山队批准参加当年的登山活动———攀登海拔7543米的珠穆朗玛北峰章子峰，“以往总觉得雪山离自己很远，以为那是专业人士才能攀登的，这时我才感到，原来雪山并不是那样遥不可及。”

　　“没有英雄，只有成功的团队”

　　然而，温世强的登山计划却受到了家长的极力反对。由于大学生登山活动必须具有家长的书面同意，因此一旦家长反对，任何队员都必须放弃攀登计划。温世强介绍说：“每年都会有一小部分队员无法通过家长这一关。由于北大山难事故，最近两年，清华大学反对学生登山的家长越来越多，绝大多数情况下，家长很难改变主意，我还算好，经过一年的漫长说服后父母都同意了。”温世强说自己向父母客观地介绍了登山情况，以尽量减少父母对安全的担忧，而最重要的是表明了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一年的训练下来，我已经对登山有了理性的认识，我提出登山的要求是认真考虑的结果而不是一时冲动。此外，我希望父母支持我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体验将使我受用一生。”

　　对于“大学生登山是一种无为的冒险，是对家庭和社会的不负责任”的说法，温世强认为这是社会对大学生登山的片面臆测，“大学生登山首先不是无为的冒险，我们所有的登山计划都必须经过中国登协和学校的共同认定，最终被批准可以攀登的山峰都会符合我们的攀登能力。其次，登山活动将大大考验大学生的责任心，登山队员们会比任何时候都认识到个人的职责和团队协作的重要。”

　　“登山活动中，每个人都是队伍的一分子，都要承担某个责任，比如探路、比如运送给养，这本身就是对大学生责任心的一次考验和锻炼。”

　　温世强回忆起1999年第一次登山的经历：“那次计划攀登的是念青唐古拉主峰，我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活动，但也责无旁贷地为队里承担起一定的工作。那时我负责打前站，带着7000多元钱到西宁为队里订前往念青的车票，还有货车。当时队里15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完成不了就有可能造成攀登计划的改变甚至取消。试想一下，当你的心里装着的是全队的希望和嘱托时，你能不把责任心放在第一位吗？

　　“当我们登顶成功返回学校的时候，有些同学可能会对我们格外崇拜，把最终登顶的队员称为英雄。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没有英雄，或者说没有哪一个人是英雄。这是一个集体行为，也许只有三五个队员真正登顶，但其他队员并不会就此遗憾，因为，一个在大本营为我们烧饭的女队员或许正是我们登顶成功至关重要的角色。

　　“很多人问我登顶的感觉。其实没有什么，那个时候我往往最先想到的是为了我们几个队员能最终登顶，很多队员会甘愿把更多的体力花费在探路、运送给养上，登顶是整个团队的荣誉。同时你也能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登顶不仅是自己的事了，你肩负着全队的希望，是那些不能登顶的队员的希望。如果一个人能具备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你觉得他还会是一个对社会、对家庭不愿或不能承担责任的人吗？”

　　“有些商业赞助其实是圈套”

　　“1999年是我第一次登山，而那一次也正是清华登山队最有教育意义的一次经历。”

　　从1994年到1998年，清华登山队连续5年顺利实现当年预定山峰的登顶。但在1999年的念青唐古拉山主峰，清华队员们却遇到了麻烦。“由于前期资料准备得不够充分，队中老队员缺乏应有的威慑力，攀登过程中又过分依赖向导，导致那年攀登念青唐古拉山主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按照档案资料选定的登山线路，由于现实情况的巨大改变已经无法实行，而临时勘定的一条线路由于难度太大也被否决。当时全队留守在大本营，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好天气过去却不能行动，全队的士气很快下降，最终引发一些队员的埋怨、不满，而此时由于队中有经验的老队员不多，也没有充分想到过预备方案，结果这次登山行动以失败告终。

　　“通过这次教训，清华登山队认识到队里必须保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老队员，从2000年开始，中国登协也对高校登山队做出了老队员必须占到1／3以上的规定，我们实际上是提前摸索出了这个经验。”

　　在2002年北大山难之前，高校登山队已经出现攀登目标越来越高的现象，这一方面与自信心的膨胀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来自商业赞助。

　　“作为一个学生社团组织，清华登山队的资金来源完全靠自筹，在建队的初期，拉赞助是非常重要却也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有些公司或企业愿意赞助，但却要求在某某高度为他们照一张相片，这实际上是给登山队下了套子，无论客观条件是否允许，登山队都要向那个高度冲击。可能是秉承了严谨的校风，清华登山队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这样的赞助，但在最初的阶段，拉赞助确实要耗费登山队不少的精力。后来我们发现采用校友赞助的方法比较好，一是没有商业赞助的苛刻要求，二是赞助来源比较稳定，我们现在每年10万元左右的经费基本都能顺利到位，而作为队员个人来说，也不需要承担经济压力。”

　　温世强说，赞助是高校登山队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登山的高昂花费个人很难承受，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高校登山队都能像清华这样获得校友持续而稳定的支持。

　　“管理比封杀更有利于安全”

　　“年轻的时候，去登座真正的山！”这是温世强刚进清华登山队时，一名老队员告诉他的，登山原本就是属于年轻人的。在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大学不仅鼓励学生利用假期登山，更有专人负责后勤保障及联系专业教练。在欧美，大学生登山也是十分普及的运动。

　　但在中国，大学生登山还有一定复杂性。

　　由于在中国发生大学生山难是极为严重的事件，温世强这些登山队员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发生山难，所有的高校登山队都被一棒子打死，“从人为的角度说，大学生登山出事的可能性已经被限制到最小，从队员选拔到训练，还有对队员意志品德的考察，以及登山的装备、新老队员的搭配等，现在，登协又规定了高校登山队必须要接受登协派出的专业向导的指导，大学生登山的危险性实际上已经很低。不过，一旦出现像2002年北大山难那样的事情，高校登山队仍然有被停办的可能。”

　　虽然没有到停办高校登山队的地步，但在中国，几次山难之后，大学里已经基本停止批准设立新的登山社团。目前，已经成立学生登山组织的高校只有北大、清华、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厦门大学等几所高校，但实际上，有登山欲望的大学生又岂是仅限于这几所高校中。记者曾实地采访过四川的四姑娘山，在最容易攀登的大姑娘山峰，随处可见自发来这里登山的四川、重庆等地的大学生，也有不少大学生也对难度较大的二姑娘山峰、三姑娘山峰跃跃欲试。温世强通过自己的感受告诉记者，登山是符合年轻人的需求和兴趣的，同时对年轻人的成长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然而，高校普遍缺乏像北大、清华这样有严密组织性的登山团体，而想要登山的学生不会因为学校没有组织就不去登，这实际上是放任了绝大多数学生处在盲目的自发状态，“我们和其他高校有登山爱好的学生也时常有联系，其实，很多学生是希望教育主管部门能重新考虑适当放开高校登山社团、登山队的审批工作的，因为这种正规的学生团体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保护。”

　　在结束采访时，温世强告诉记者：“严格有序的管理，比封杀更利于保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