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瑞典神奇地打出了2：2的寻常比分，等于给意大利人致命一刀，顺手又在刀尖上抹了点止痛药———蓝色军团就这么打道回府，悲痛中便可夹杂了几分怨天尤人。老天爷本是用来随便给人怨的，尤人却不如怪己，怪己又不如怪特拉帕托尼。

　　特拉帕托尼，这个可怜的老头，地中海的罪人，在将来的日子里不被众媒体众球迷的口水淹死，就会被“保守主义”和“思想反动”的高帽扣死。然而怪特拉帕托尼，又不如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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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森严的教练制，怪欧洲多年来的尊师重道和循规蹈矩。

　　社会学家说得好，从不能指望个人的道德，来执行体制的书面要求，或纠正体制的潜在缺陷。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教练的性格，来决定一支球队的风格，以至命运，歌颂进攻就是一切，或诅咒保守主义者必死。要是意大利人赢了呢？踢得再难看，守得再憋屈，还是成者为王败者寇。保守本身不是错，失败才是无可挽回，关键在于谁给了他施展保守主义的权利，而谁又在场上老老实实地执行。

　　巴西教练怎么就没那么多问题？输也好赢也好，全凭球员当场的发挥和上天的运气。观看欧洲杯，分外思念南美；南美的足球场上，绝对飘扬着适度的无政府主义。在巴西，谁踢得好，谁就上或就让谁上，年龄不是问题，名气不是问题，英雄不问出身。因为巴西足球的强大，正在于全民运动的开展，街头巷尾地踢球，民间草根的野性。

　　至于欧洲杯，譬如尊贵的意大利，想不学院派都不行。而所谓学院派，便是明哲保身地制定战略，小心地算计，刻板地论资排辈，以不出错为前提，称“慢热”为运筹帷幄……

　　说到这儿，不得不想起咱国家队。作为孙子兵法的集体传人，再没有比咱国更注重教练的功用的了。这思路，好比我们努力做着一个梦，一个千年以来、封建残余毒害下的失意者共有的梦想：只要有一个好领导，就能带出一队好兵；可惜也幸好的是，球场毕竟不是战场，假如万一我们真有了一队好兵，会发现其实领导并没那么重要。

　　再顺带想念一下，这世间最无政府的球员之一、哥伦比亚前国家队门将伊基塔，他曾多次自己带球突破到对方禁区，曾因此立下大功也犯下大错，最近这位37岁的老门将又创造了奇迹，开球门球时，把球一脚踢进了对手的球门。我想说，这样绝顶可爱又可气的人物，是欧洲和亚洲都不会出现的，至少在足球领域，而我是多么地热爱他。

　　尹丽川，女诗人，女作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