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那年夏天，暴热，家里只有客厅装了一台窗机，跑起来呼哧带喘，但仍可作为那个年代小康生活的标志，同样可作标志的还有客厅里的红色化纤地毯。

　　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毯上先睡上一觉，半夜两点爬起来看欧洲杯，然后早上一边摸着胳膊小腿上的累累压痕一边复习我最头大的数学。没办法，那年我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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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来算去，作为一个从小就被培养起来的球迷，世界杯的比赛年，我都是平平稳稳地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进；凡是欧洲杯的比赛年，大抵我都会遇见这么一场人生的转折。那年我从头到尾跟踪丹麦“灰姑娘童话”成真同时高考成功的故事，其实已经成为我们那个小地方的一个传奇。它上了我们当地的报纸，说是金家的老二，生性文静不爱说话，居然还热爱足球，准备高考期间也不忘看球，最后居然还“一脚命中了大学的校门”

　　（当地报纸原话）。这篇报道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媒体的虚假，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不是生性文静，俺只是无论见了谁谁都无话，总是一扬脸就过去了；我也不是胸有成竹才看球的，俺老爸的原话：照我当时那成绩，他认为也就够一个破罐子破摔的级别，索性还不如遂我的意思，让我顺顺当当地把球看完。这样的老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摊上一个的，再加上我家当时还有两个幽默感颇强的伪球迷———老妈和老姐，我和老爸两人坐在电视机前随着比赛的进行大呼小叫，一有进球，解说员的声音、我和老爸欢呼的声音分贝立即高到可以把老妈和老姐吵醒，而她俩这时的状态，一般都是一人裹着一床毛巾被，像个虫蛹一样窝坐在客厅尽头的长沙发上，一被闹醒，两人迷迷糊糊地半睁开眼睛，含含糊糊地问一句：“进球了？”

　　有时候也会裹着那一大堆玩意儿过来瞅一眼进球回放慢镜头，有时候未及看完回放就继续沉入梦乡。这样的回忆，现在想想都够乐。

　　可能我那高中几年一直紧绷的神经，就是这么被丹麦队的童话和家里宽松温馨的气氛给慢慢放松了吧。

　　从那以后，我一直很感激有欧洲杯的存在，每次欧洲杯临去那一转，仿佛都可以在我的一生中刻下清楚的转折：1992年欧洲杯，拯救了我那惨绿之极的少年时代，把我送进大学；1996年欧洲杯，顺顺当当地毕业了；2000年，离开混了两年的深圳跑到当时正在全力加速向上猛冲的上海；今年？今年的转折，还是等下一届欧洲杯时再说吧，无论如何，我不能透支我的快乐。

　　妮可，专栏作家。上海女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