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分省之说流传甚为广泛，但是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近期大规模对省级区划进行调整并无可能。对一个局部地区的区划调整，要想做到平稳过渡，不造成人心振荡，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涉及30多个省级区域，新增数十套省级政府的改革,要想得以顺利推行则更需要长时间的酝酿

　　岁出头的“无形”（网名）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但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却是研究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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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毫不相干的行政区划。两年以前，他和国内许多热心于行政区划研究的网友们在中国行政区划网站上开办了论坛。如今他已经在这个网站的“画纸为界”论坛上担任了一年半的版主。这个以研究各种“分省方案”为主要宗旨的论坛每天都能吸引大量关注行政区划的发烧友。

　　“无形”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这个拥有2000多名注册网友的论坛已经成长为“规模最大的专门讨论中国行政区划”的论坛，大量的国内外网友参与其中。“每天都有近百条帖子，每周都有数十种分省的方案被提出。”在这些分省方案中，最多的有将中国划分成200个郡州，最少只设几个大区，网友们就这些方案在论坛上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但是这种情况从4月初开始有了改变。一则中国即将进行行政区划改革，现有的省区将被调整到50个左右的消息在各类媒体和网络中广为流传。中国行政区划网站论坛的网友们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从那时起，大家的方案就日趋一致，基本上都是围绕着50个省份来设计自己的蓝图。”无形告诉记者。

　　民间分省热

　　这则来自香港《文汇报》的消息说，中国民政部地名区划司司长戴均良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省的规模过大，既不利管理，对国家长治久安也没好处。从中国国土面积和人口考虑，中国设50个左右省级政区比较合理。戴均良同时透露说，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总体思路可能是“缩省并县，省县直辖，创新市制，乡镇自治”，未来两年，民政部等有关部委将对此进行专题调研，改革方案料于2005年完成。。

　　有媒体针对此评论说“此项改革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无异于对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动一场大手术。”

　　尽管之后戴均良多次通过媒体声明该思路为其个人想法，并不代表任何官方意图，但还是被外界猜测为中国行将对行政区划进行大规模变动的信号。

　　此番言论的出台更是引发新一轮民间分省热潮。就在此消息刊登后没多久，一幅刊有重新绘制后的49省区图以及相应的文字说明也在各个网站中流传开来，在这幅构想图中，有些省区被一分为二，有些则被重新组合，新增了诸如渤海、雁云、平原、淮海、淮河等省区,省级建制变成3个都、6个自治区、40个省。大多数人对此一笑了之，但仍然有不少人对此半信半疑。“过两年回家就不再是江苏人了。”一位网友留言说，他的家在江苏徐州——在这幅地图中，徐州被绘成新成立的徐海省省会。

　　分省热并不仅仅停留在民间。民政部中国地名研究所副所长浦善新最近被问及最多的也正是这个问题。4月30日，中国《新闻周刊》专访这位曾参与重庆直辖论证的区划专家时，他苦笑着表示现在外界把分省问题“炒作得太热了”。

　　浦善新介绍说，从现存的文字资料来看，至少在清末就有人提出分省的主张。近代中国也数次面临分省的局面，其中有些近乎到了操作阶段。1917年，段祺瑞执政之时就曾经由当时的内务部发表《改革全国行政区域意见书》，规划中的方案将建立新省47个，特别区7个，共有54个一级行政建制单位。

　　此后，国民党政府亦曾分别于1939年、1944年、1948年三次出台详细分省方案，将全国重划为50个以上的省、地方或者特别区。

　　以上种种方案尽管经过专家论证，同时获得政府支持，但是最终因为国家动荡，战乱纷起而未得到实施。

　　浦善新提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过最初的小范围调整之后，省制相对稳定，行政区划研究也中断了相当一段时期。直至1988年民政部首次行政区划研讨会召开，划分省份的议论才又形成一次高峰。

　　针对分省论在事隔十多年之后又一次形成热潮的局面，浦善新分析说，这一方面源自人们看到了海南设省和重庆直辖后取得的效果，从而对省制改革有一种期盼。另一方面则是对戴均良言论的一种误解。在戴均良的言论中，更多的是谈论行政区划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非具体操作方案。

　　分省的现实困境

　　82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则强烈地反对大规模分省的主张，他指出行政区划变革不但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地区原则、语言原则和历史原则。省制变革是涉及国家发展，民族自立的重大问题，不能不慎重决断。有些省区在当初设立之时虽然并不完全符合科学依据，但是在运行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当地群众的心理已经有了很深的认同感，所以绝不可以随意进行激烈的调整，否则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陈桥驿同时指出，行政区划的改革不可能脱离其它改革而单独进行，既要因势而变，又要进行相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这样才能收到改革者所期望的效果。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刘君德教授多年来一直参与区划调整的论证工作。他向记者表示，现有的区划矛盾主要表现在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方面。这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过分地对地方经济进行不合理的干涉，使得区域经济带有强烈的政府行为色彩，从而造成当地的经济运行状态成为一种“行政区经济”。在这种行政区经济的支配下，地方政府的利益一旦与其它省份或是中央利益相冲突，就会演变成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

　　刘君德认为，分省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调控能力，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行政区经济带来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只能从改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机制这些根本性的制度改革着手。“运用行政手段对区划进行调整，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对省区的轻微调整是有必要的，但激烈变革却要慎重。”

　　浦善新则提到区划改革中的一个难点就是干部的调整。即便是对一个局部地区的区划调整，要想做到平稳过渡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涉及30多个省级区域，新增数十套省级政府的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他举例说，重庆直辖从实施到真正完成花费了两年——还不包括前期的酝酿时间。以此推测，要进行大规模的分省，绝不是短时期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尽管分省之说流传广泛，但是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近期大规模对省级区划进行调整并无可能。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张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民政部内部近期没有在任何正式场合谈及省制改革的相关事宜。记者从其它相关省区的民政部门了解到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顾朝林教授亦认为近期分省并无可能。“只关注行政区划而不关注市场，是对市场调节机制不熟悉，对市场力没有信心的表现。”顾朝林认为，这实际还是反映出对行政力过于依赖。

　　中国历史的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的行政区划改革无不是伴随着激烈的政治、经济变革。而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分省，决策层不可能不考虑由此引发的风险。因此“无论任何时候，对此问题决策层都会慎之又慎的”。

　　5月10日，戴均良通过中国新闻社记者声明：（媒体关于分省的）报道仅是他的个人看法，不具官方意图，希望有关媒体尊重事实，不要随意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