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沈雷
楚地多悲情。昨日长沙，又多一出凄凉之剧。在德黑兰提前终结历史使命的国奥，又一次成了恐韩宿命的牺牲品。沈祥福和他的弟子们兑现了“勇战韩国”的承诺，胡兆军、高明的眼中不时绽放出杀气，可鱼死未必网破。没有实力的保证，破釜沉舟意味着自绝后路式的自杀。
从上岩的0比1，到长沙的0比2，国奥以最难堪的方式丧失了为自己挽回最后一丝颜面的机会。
不得不承认的完败
上岩的那次血战翌日，汉城突飘百年难遇的春雪。这雪势必不是为国奥而落，尽管战后的国奥依然发出“输得冤”的一致口号。
我的一位大连朋友，险些在上岩球场内落下泪来，“这球看着憋屈！”控球时间4比6、射门比5比15，被宿命唬成缩头乌龟的国奥，最终没能以牺牲场面换来哪怕一分。好在还有客场可以作为理由；好在还有“最后10分钟才因一次失误失球”作为挡箭牌，让包括中国足协在内的不少人，无法看清或者说不愿看清中韩足球未来之战所体现的巨大实力差距。
而在长沙，却把这个无情的事实，赤裸裸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满地倒铲的国奥队员，或许在这一点上还值得自己的国家队长辈学习，但即使是这样充满激情和血性的出击，也无法阻挡对手灵巧的脚步和有效的组织——可悲之处在于，绿茵场的那头不是克鲁伊维特或者奥维马斯，而不过是和自己打了20年交道的邻居。朴智星不多不少地预测过比分：2比0，韩国本可以赢得更多；定下“敢传敢控靠整体”方针的国奥，在对方禁止内没有造成过一次值得一书的威胁，甚至在自己练得最多的定位球进攻时，因为没有了杜威，不晓得该打前点还是后点。
没有“压力说”、无法怨裁判、浪费天时地利，被韩国KO（击倒），就是技不如人的结果。这是一场最典型的完败。
非理性体制的悲剧
1992年、1996年，我们至少还有资格带着“只要打平”的心态去出战韩国；1999年，我们曾经距离战胜韩国那么接近；而这次，即使是在被提前淘汰而毫无心理负担的前提下，依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在中国足协欢天喜地为“中超元年”鼓吹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接受落伍的事实，接受这非理性体制制造的悲剧。
在组建近4年来，这支球队的身上始终弥散着强烈的原始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气息。集训是最典型的病兆之一。在出征前的最后4个月，球队一直以集中训练的方式备战，甚至有人统计过，自组建以来，这30来号球员一半的时间消耗在了集训中。但长期的封闭式生活，却没有磨合出球队整体的默契，反倒是折磨出了无休止的伤病。
金州惨败后那次规模盛大的内部总结，曾把不科学的封闭集训列为“罪状”之一，时隔7年又是同样的情形。谁都知道闭门造车的后果，可每次又在重复着过去的错误。科学的“三从一大”才是金科玉律，简单的一天三练、没收电脑不准看报、漫无天日的封闭训练，只能练就一群机器般的傻子。
这样的悲剧，兴许4年后还会重演一番。中国足球的盛衰，只不过是一些人的政绩指标，成绩第一的思维中，总指望着有横空出世的英雄挽狂澜于既倒——祥福不行，还有海涛。实在落得无人可依靠时，则挤下几滴眼泪以谢天下。
中国足球之悲，非天灾，实人祸。至于还在为它失落的人们，不过是这副迷局中的不起眼的棋子。
长沙球迷们深情地呼唤：“贺龙元帅，您还惦记着中国足球吗？”本报记者郭一江摄
|
新 闻 查 询
新浪商城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