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老人们都愿意回忆过去。然而记者这次在省体工队大院里采访的几名老人：刘向葵、于立琴、谷坤英——这几位山东女排的第一、二代球员，却不愿意在记者面前说起她们过去的故事，不愿意让记忆回到1965年大松博文亲自对她们进行“大松训练”的艰难岁月。

　　说是不愿意说，但是话匣子打开后，几位老人却不知不觉地就说开了，一说就停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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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松博文来华

　　刘向葵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生于1944年，从小在东关大街长大。在济南17中上中学时，就是体育骨干。1958年2月，刘向葵进入位于皇亭的济南业余体校，和排球结了缘。到6月，一件事改变了刘向葵的人生之路。

　　那一年6月，北京男女排一起来到山东，在全省范围内选拔队员，帮助山东建立排球队。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建立了五支女子排球队。刘向葵就是此时被北京女排的教练们慧眼选中，进入山东省女排。“那时侯，全济南就选了2个，其中1个就是我。其他全省各地都有，于立琴是潍坊的，刘跃娟是德州的，袁美、周文玉是青岛的，还有李春兰（现省体育局副局长）……”

　　“大松训练”是在1965年春天。当时，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女排在世界排坛风头最劲，并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世界冠军。而大松博文则是“东洋魔女”的缔造者。1965年4月21日至5月23日，中国排协邀请大松博文教练来到上海，训练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

　　刘向葵回忆：“当时排协从全国挑选了四个队，来跟随大松博文训练，其中就包括我们山东女排，其他还有四川、上海和辽宁队。”于是，一群山东姑娘来到上海，跟随一个日本人学起了排球。

　　大松的下马威

　　刘向葵和她的队友，于立琴，刘跃娟等，还忘不了大松博文给她们上的第一堂课。那是1965年4月21日，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她们和来自四川、上海等地的四五十个姑娘，列着整齐的队站在上海徐汇区体育馆内，好奇地打量着站在对面的那个中等身材、相貌平平的日本人。大松博文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把这些中国姑娘们震住了：“我告诉你们，我就是魔鬼。如果完不成我的训练，我绝不客气！”

　　接着，第一次训练课开始。大松博文准备了4大筐排球，让队员们站成一排，一个接一个依次站出来练防守：大松将手里的球一个个连珠炮般地砸向队员四周的死角，迫使队员不得不一次次地倒地、翻滚着把球救起。其他的队员也不闲着，到处跑着帮大松捡球，捡回来放到球筐里，再将球筐送到大松手里。于是大松手里的球源源不断，队员们的翻滚救球动作也是一个接一个，直到大松满意了，于是换下一个人。经常的情景是，队员救起一个球，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大松第二个、第三个球又从不同方向砸过来，快得来不及反应。

　　刚刚进行了不到半小时，刘向葵和她的队友们就一个个被“魔鬼”训练搞得晕头转向，不少队员开始累得趴在地上，呕吐不止。但大松博文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手里的球依然重重地冲着趴在地上的队员砸过去，“咚咚”地砸在身上，嘴里还大声呵斥：“起来”。

　　第一堂课，训练了4小时。下课前，大松教练不满意地说：“你们刚才是在慢慢地走，这是打不好球的。以后训练，要拿出勇气跑起来！像这样练，你们是不能打败日本队的。”

　　累得尿了血

　　在大松博文手下，山东女排的姑娘们每天要训练8个小时，外加半个多小时的早操。其实，8个小时只是规定的时间。而真正训练起来，大松从来不守时。“他都是什么时候满意了，什么时候结束。比如他让每个队员接起二十个球。不接到二十个就不停。哪怕到吃饭时间了也不管。直到每个队员都接够二十个球才算完。”这样下来，往往就不知练到几点了。“最多的一次，因为没有达到要求，大松让我们从下午一点一直练到半夜，中间就在训练馆里吃了点东西，就当晚饭了。”

　　训练开始的几天，对于如此大的训练量，女排队员普遍不能适应。“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训练量，身体不良反应特别厉害。那时候，我们训练得一个个脸色苍白、口唇青紫，呼吸都困难。训练得经常有人当场呕吐，把吃的饭吐出来了还不算完，又把胆汁吐出来。吃饭的时候没有食欲，晚上睡不着觉，浑身疼。而且还尿血”于立琴老人说，“蛋白尿、血尿，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这都是检测出来的，当时检测结果都没有告诉我们。后来大松训练结束了，我们才知道。回想起来都后怕，因为听人说，这会影响生育。不过过了三四天，我们也就渐渐适应了。”到了训练后期，大松博文的训练量有增无减，但是女排姑娘们身上的不良反应却逐步消失了。

　　于立琴老人说：“其实当时我们自己还偷偷加练”，白天练得快散架了，晚上还对着墙打球，打得手指渗出血，血印到排球上，又被排球印到墙上，“那时候，都希望教练训自己，都希望大松狠狠折腾自己。什么时候不说你了，不折磨你了，心里就觉得‘坏了，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大松最喜欢我”

　　接受大松博文训练的，一开始有4个队40多名队员，最后只剩下15人。“短短一个月时间，到最后跟着他训练的只剩下15个人。我们山东女排6个，四川女排6个，上海女排3个，其他的被淘汰了。这最后一批人里面，包括有我，还有李春兰。”刘向葵老人说起来挺自豪。更让她自豪的是，她一直是大松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那时候，她们都说大松喜欢我，呵呵”，刘向葵老人笑得脸像朵花，“主要是大松觉得我不怕苦、不怕累，而且好胜心强。我原来刚入选山东省队的时候，是打二传的。但是我脾气急，看着自己传出去的球，队友扣不死，就急得不得了，忍不住自己去扣。一而再、再而三，教练干脆就对我说，你别练二传了，练四号位吧。于是我就成了主攻手，于立琴、李春兰她们打二传，给我传球。跟着大松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个急脾气，什么训练项目，我都是抢着做，抢着完成。就是这种好胜心强的劲头让大松很喜欢。”于是，大松指导着自己的得意弟子练出了双手扣球的绝活，“我练的双手扣球，左边来的球，我用右手扣，右边来的球，我用左手扣。这个绝活，当时全国都没有第二个。”

　　全运会出佳绩

　　一个月的“大松训练”很快过去，检验训练成果的时刻到来了。当年9月21日，第二届全运会在北京开幕。在刘向葵、于立琴、刘跃娟、李春兰等的努力拼搏下，山东女排拿下第三名，女排被评为省先进集体。1966年5月，山东女排参加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排球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获得第二名。

　　不过，最令老人们自豪的是1966年3月。当时山东女排出访日本。在东京、大阪等地和世界冠军日本女排打了三场比赛，都是仅以2：3惜败。“当时日本队还是世界冠军，实力确实比我们强。但是我们在‘大松训练’中练出来的防守派上了用场，她们扣过来，我们倒地救起来，就是让她们扣不死。”

　　在这几位老人们的记忆里，遗憾要多于快乐。因为从日本回来，很快“文革”就开始了。女排的训练、比赛被迫中止，一直到1970年才恢复，“说实话，要不是文革，我们在国内拿5年冠军没问题。那时候我们这帮队员正是最好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处在运动生涯的巅峰，经过了大松的训练，技术上掌握了，经验上正好成熟了，体力、意志、品质，都在巅峰。可以说在全国没有对手。当时打上海队，我们3：0赢，第三局8：14落后都能赢回来……”

　　付出了艰辛，经历了磨砺，却没能获得应有的成就，但是老人们是要强的、乐观的。就在采访要结束时，刘向葵老人还是一再地说：“都是过去的事了，有啥好写的？”于立琴老人也一再劝记者：“别光写过去，还是写写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姐妹几个晚年好着呢……”

　　本报记者　王昊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