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迫使自己相信，我们是不会踢球的。然而，就在我差不多已然对这一点确信不疑的时候，国奥的获胜起到了节外生枝的作用———我们好像还是会踢球的嘛！这种认识的转变相当重要，就像一个斩台上的死刑犯于绝望之际突然听见一声高喊：“刀下留人！”

　　命就保住了。尽管有不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们希望看到一了百了的结局，但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我觉得中国足球能够保住一条小命总归还是一件好事。上个礼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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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篇拿项羽说事的东西，可沈祥福真要是学了西楚霸王，我也免不了会潸然泪下。从这个角度出发并延展开去，一个礼拜以来媒体对中国足球的声讨也许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真情流露。欢喜时要狂笑，愤怒时要骂娘，都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没有什么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该不该。我们纯粹而直白地宣泄自己的情绪，是因为我们还把中国足球当回事。而上周六晚国奥完胜伊朗，至少说明他们也还把自己当回事。既然如此，我觉得那声“刀下留人”还是喊对了———应该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应该让他们意识到活着远比死去幸福。此外我还想问问他们：之前，是谁把你们押上了行刑台？

　　然而，这个问题一出口我便有些后悔———叫他们如何回答？假话没意思，真话不易讲。最多就是在真话和假话之间寻找到一根平衡木，然后再在上边费力地跳跃摇摆。那样非但不美，而且很累。我甚至可以预见他们作答时的姿态和神色———肌肉僵硬，表情端肃，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一想到这些我就有点于心不忍乃至诚惶诚恐，我不得不立刻提醒自己悬崖勒马———这群人刚活过来，千万别用一个问题又把人家给整死了。

　　经过这样一种思想上的反复拉扯，我强烈地认识到：中国足球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色彩；不是使命，而是氧气。“望海楼”的警戒线已经被证明是一根用来绑缚手脚的绳索，足协领导的赛前动员已经被证明是一次行刑前的宣讲。根据倒推的逻辑，沈祥福等人的命运其实早就注定，我们认为他们可悲不是因为这种命运本身，而是他们从未获得过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命运之手的掌控下，肌肉绷得越硬，牙关咬得越紧，就离死亡的终点越近。

　　同样，探讨眼神和表情的含义显得非常多余。韩国人的眼神比我们还要坚毅，表情比我们还要决绝，但人家酝酿积蓄的精神力量最终是向外倾泻的，而我们，则是朝内挤压的。对别人而言，压力是动力、是弹力，对我们来说，压力永远是压力。无数次经验———尤其是上周六同伊朗那场球———表明，压力是中国足球一生的仇敌，不能战而胜之，最好乖乖地选择逃避。逃避了压力，也许就迎来了胜利。

　　我承认，这种观点既不正统也不正面。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足球要想摆脱窘境或者说某种宿命，就只能从侧面甚至反面着手。在这里不得不提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米卢，另一个是张吉龙。米卢微笑着向我们灌输快乐足球，龙哥憨笑着向我们展示那个美妙的签位。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仅有的一次幸福是拜他俩所赐，对此，我们是否曾经冷静、客观并且现实地思索过个中缘由，又是否曾经进行过归纳性的联想？当效法辛稼轩式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不能达致目标时，我们为什么就一定不可以取意晏小山式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呢？

　　不要喊口号，也不要表决心。对于神经和肌肉都相当紧张的中国足球来讲，彻底放松未必不是一道偏方。训练结束，该打游戏的打游戏，该谈恋爱的谈恋爱，只要不越轨，只要不出格，管那么多干吗？前两天跟几个朋友聊天时有人打趣道：“应该让一个韦小宝式的人物来当足协领导。”虽然是句玩笑话，可也的确是种思路哩。

　　不过，做起来真真不容易。赢下伊朗之后，我觉得，不仅中国足球需要放松肌肉，包括媒体在内的我们大家都需要放松肌肉。否则，到时候全国球迷再一次集体抽筋，连责怪的对象都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