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徐钊 中国国奥队兵败武汉(打平意味着失败)后，这几天讨伐声四起。如果仅仅是为了一种情感宣泄的需要，如果非要找到替罪羊的话，无论是“沈祥福下课”还是“阎世铎下课”都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但舆论的焦点过多地集中在某个人身上，怎么看都觉得有失公允。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进行到今天，已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足球这项运动并非
个体行为，所以在如何看待国奥兵败这个问题上，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中国足球的一次阶段性失败，任何关于中国足球整体溃败的言论都失于偏颇。我们常说，看问题要客观、要全面，莫走极端，同样，把所有的责任都让沈祥福或阎世铎一个人来承担，这并不公平。我们相信，无论是沈祥福抑或是阎世铎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于人的本身及其劳动的尊重，是任何一个具有良知和责任的人起码的本分。不然的话，接下来还会有下一个“沈祥福”，还会有下一个“阎世铎”，我们可以继续不负责任地喊打喊杀，但又该由谁来为中国足球埋单呢？
生活还要继续，中国足球也还要走下去，任何愤怒和悲观的情绪都无助于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国奥队的表现确实伤害了我们的情感，组建了四年之久的这支队伍主场作战竟然会被世界足球版图上可以忽略不记的马来西亚国奥队逼平，我们无法超脱得还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但我们却不能因为“愤怒的大多数”而丧失起码的理智进而转移到对于人的攻击。
曾几何时，沈祥福被认为是在中国乃至亚洲的教练员标杆，在2001年的一次亚洲教练员业务演讲中，他的演讲在亚足联官员中间产生轰动，以至于在座的原香港队主教练郭家明都不顾惯例，主动走上讲台，从当时的某位国家队翻译手中夺过话筒说：“沈的这篇讲演非常出色，我是教练员出身，为了不影响他演讲的水准，接下来由我来为他翻译。”沈祥福年轻时曾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有过不短的留洋经历，也经过职业联赛的洗礼，如此德才兼备的一名教练员说被否定了就被否定了，很难说是一种理智的态度。当然，沈祥福也并非那么完美，他也有他的思维局限，比如“整体与个体”的问题，其实稍微懂点足球常识的人都知道，足球场上的“整体与个体”并不矛盾，个体突出了难道就会限制整体的发挥吗？再比如中韩之战后，他对那场比赛的认识：“就那么一个机会，就被人家破门了。”但他没有发现我们毕竟给了人家一个机会，而对手根本就没给我们任何机会。尽管这种逻辑上的混乱看起来非常致命，但还不足以认定国奥队毁在了沈祥福的手里，他毕竟是足球当中的一个个体。
眼下再来追究谁该为国奥队本次冲奥失利来负责，就跟假设我们提前换帅命运可能就会改变那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只能让沈祥福的继任者感到肩上的担子太过沉重而体会不到半点的足球乐趣，我们好像于不经意间又为后来人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其实，中国足球自1997年十强赛之后，有点才华的教练员大多已经不太愿意走到国字号的岗位上，因为在职业联赛中同样可以扬名，照样可以赚大钱。放着职业队数十万乃至百万元年薪不拿偏偏喜欢在国字号球队中风光一把，除了沈祥福这样的厚道人和吴金贵这种另有长远打算的人，大概不会再有更多的人。事实上，国字号球队已经成为中国足球本土二流教练的“收容所”，这一点与中国足球已进行了十年的足球职业化的改革氛围多么的格格不入！
本土二流教练大批量地涌入国字号球队并不是今天才暴露出来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未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在历届国奥队中准备最为充分的本届国奥队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今天这步田地，至少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足球职业化改革仍不彻底，至少在职业球队与国字号球队之间存在着体制上的两层皮问题。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必须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这也是中国足球的唯一出路。如何把中国足球全面推向市场是中国足球决策层所必须认真思考的，可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却是那些足协官员们口口声声喊着“职业化”，但在具体实践中已经落在了地方职业队的身后。他们不会容忍个性鲜明的特鲁西埃，也不喜欢不按常理出牌的米卢先生，他们最中意的是沈祥福这样听话的人，一句“如果领导需要我，信任我，我会继续带领球队渡过难关”，现在听起来，一如戚务生那句极为经典的“我负我该负的责任”一样耐人寻味。
足球原本不该这样沉重，对于足球，巴西人远比我们更痴迷，可是在本届巴西国奥队失去出线权之后，巴西足球又怎么样了呢？足球是用脚踢的不是用嘴来说的，国奥队接下来还有中伊之战以及更为重要的中韩之战，如果能赢得余下的比赛特别是意义非同寻常的中韩之战，虽然已出线无望，但同样能为中国足球提一口气。
该说的说了，该骂的也骂了，还是让我们一起收拾心情，面对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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