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大赛连连，但2004年很难成为粉饰中国足球歌舞升平盛景的大年，更可能是从失败走向失败的灾年。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被寄予最多期望的国奥队居然栽倒在小小的大马队脚下，意淫了三四年的雅典之梦仅仅两个回合就宣告幻灭，卫冕的中国女足则忝列阿尔加夫杯第6名。然而，这还仅仅是系列溃败的开始，暂且不谈亚洲杯前景堪忧、世界杯出线更十分渺茫的国家队，几天后，国奥队还将迎战伊朗队，一边是军心涣散的新败之师，一边是急欲拿中国队垫背的虎狼之旅，这样的对垒，结局不言而喻。千万不要对沈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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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诸如知耻而后勇、为国家荣誉而奋起的期待，否则会更受伤。

　　或许正是预感到可能发生更为难堪的场面甚至事故，这几天足协主要领导云集武汉，既做球队工作，也难得地直接与球迷和媒体沟通。这样的“危机公关”或许会产生一点正面效果，但也仅仅是有助于化解届时可能发生的过激行为而已，阎世铎的一掬热泪和慷慨陈辞，既不能拯救奥运工程于既倒，更难以改变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宿命，恐怕也无法阻止信任危机由沈祥福向他本人蔓延的势头。如果男足在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中负于科威特，或女足步国奥后尘无缘雅典奥运，阎世铎都极可能引咎辞职。

　　在4年前的深圳足球工作会议上，新官上任的阎世铎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设想、计划、概念和口号，令整个足球界如沐春风，史称“阎世铎新政”。4年过去了，新政濒临破产，中国足球这锅坚硬的稀粥，既更加稀烂不堪，也更加冥顽不化，以至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叫停这项体育运动。虽然其间也有十强赛胜利的情绪宣泄，可谁都知道所谓的历史性突破更像是某种交易的产物，事实上也没有对中国足球带来任何激励作用，更遑论突破，且很快被淹没在世界杯不进一球的叹息声中。

　　时间是如此的无情，人们很快发现，阎世铎与其前任王俊生，作为自然人看上去有太多不同的特质，可是作为足协官员，他们其实是同一的，都被一个叫作“出线足球”的心魔摄去了灵魂和智慧。依据屁股指挥脑袋的为官原则，他们都天然地以为，搞足球就是为了出线，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职业联赛所吸纳的巨大社会资源自然而然地被当作豪赌的资本。于是，一方面，为了出线，足协一再作出诸如暂停升降级、肢解联赛赛程和提前四五年组建奥运队等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创举”。另一方面，还是为了出线，足协顽固地拒绝深层次的职业化改革，像职业足球联盟、球员工会之类的东西更被当作洪水猛兽，俱乐部和球员的利益一再遭受践踏，联赛为本的理念也就成为一句套话。

　　在“出线足球”横行的日子里，中国足球的生存环境已遭到了严重破坏。暂停升降级、肢解联赛赛程让许多赞助商的应得利益受到损害，对国字号球队的“铁幕政策”也让赞助商和媒体无所适从，在国际赛场的屡战屡败以及与日韩差距的拉大，更使许多球迷和赞助商心灰意冷。

　　显然，“出线足球”的理念和体制不废止，谁当足协头头都不能改变中国足球的孱弱本质，更不可能改变越想要出线，越是不能出线的宿命。对于国奥队，足协投入了巨大的人财物力，阎世铎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沈家军“死”得比谁都快。这个案例不啻为传承了数十年的出线足球体制写上了墓志铭，中国足球是到了下决心彻底换种活法的时候了。

　　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某人大代表关于国有资本退出足球的提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足球界更应该关注的是两会所披露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最新思维。比如，要变全能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的观点，比如，要破除GDP(国民生产总值)崇拜症的观点，等等，都对中国足球探索走出屡战屡败怪圈之路径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既然政府都只是有限责任政府，那么足协又有什么理由垄断所有的足球资源，并以大家长的架势介入一切事务和直接经营管理职业足球呢？同时，连GDP崇拜症都可以打破，我们干吗还愚蠢地吊死在“出线足球”这一棵树上呢？

　　联赛，只有联赛，才是一国足球之根本。如果我们仍然只把联赛当作出线足球的“取款机”，那么国字号球队与职业联赛的双重危机必然要爆发，2004年的中国足球已经显现了这种危相。

　　祥福优劣论

　　3月23日下午，足协主席办公会议评价沈祥福功过，结论为一大优点三大缺点。唯一的优点是：能坚决贯彻总局提倡的“三从一大”原则和足协提出的“强调斗志、作风”的方针。

　　祥福去留说

　　3月22日，阎世铎飞抵武汉，沈祥福对阎世铎说：“我可以走，但走了之后，主席和足协麻烦不是更大吗？对我来说，我走了之后，可能是一种解脱，但你要面对的呢？”（周文渊）（来源：体坛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