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李承鹏

　　第一次看到阎世铎，是在无锡女足锦标赛，那天的天气与今天的武汉一样，阴冷而潮湿，但是身材高大的阎世铎先生一席话却冲淡了因国奥失利给每个人内心种下的阴霾。

　　“中国足球会有明天，对此我深信不疑，”他甚至在随后的采访中对我说：“不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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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都将义无返顾地走下去———我的乌纱帽是拿在手里的，”我知道，他引用了我们敬爱的朱基总理就职演说中著名的一句。

　　时间大约是在2000年12月1日，令我兴奋的是：这不仅是新任足协主席阎世铎对专业报纸接受的第一次专访，而且他敏捷的思路，引经据典的谈话，热烈而稳重的前景描述让一个记者仿佛真切地触摸到美好而伟大的中国足球的明天。

　　这是昨天；今天，也就是3年零4个月后，国奥再次失利。这让我很像经历过一场拥有崇高名义战争的士兵，却在惨败后感到无比虚无、疲倦。

　　其实我的困惑不在“昨天”，也不“今天”，而在于“明天”。如果这世界上真有“让历史告诉未来”，那么“昨天”已经用空洞的口号告诉了一个生冷阴晦的“今天”———“今天”也势必不能再用什么动人口号来让我们去希望“明天”。

　　作为一名记者是不能擅自用特权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我能做的只是从观察和记录到的材料梳理人物的命运。阎世铎正好在我的视野和工作范围之中，我认为，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与中国足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关系甚大，在“长官意志”仍是我们这个时代决策、运转的一部通用驱动器的背景下，他从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将成为这次“国奥兵败”的一个审视对象。

　　一切都像1999年底我们审视王俊生先生那样。

　　阎世铎先生到底做了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他按时打卡上下班，按期进行考核，按量进行政治学习；作为一个公民，他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按额上缴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熟读名人传记，稔熟名言警句甚至乡土俚语，甚至莎士比亚的著名诗句；但作为一个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他并没有让我们肃然起敬以至脱帽以礼的东西，在包括我在内的10余名主采足协机关新闻的记者们的记忆之中，除了那黄钟大吕式爽朗的笑声，温暖而有力的握手，和翻陈出新的格言外，他很缥缈，像飘浮在足协办公通道里伟大的一个影子。

　　4年了，阎世铎先生参与了一次“世界杯出线”，制造了一个“中超”概念———但分析这两个成果的产生，必须首先要得知他上任之时继承了前任哪些遗产？王俊生从“丙三号”遁去之时留下了一个职业甲A联赛，留下了一个宝贝米卢，但我们不幸地知道：“中超”即“甲A”的花样名称；“世界杯出线”也是龙哥的胖手和米卢的妖气的合作。

　　阎世铎除此之外：NOTHING！

　　这个最简单的梳理让我们得出一个判断：阎世铎站在王俊生的“昨天”奋力疾奔，4年后，却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光荣的明天，而且落得个惨淡经营的“今天”。12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表达：时间是有逻辑的。从逻辑上，没有好的昨天，怎会有好的今天、明天？换个老百姓选举小区居委会干部的思路：当你连去年的灭鼠指标都没有完成，怎么会给你明年的机会？

　　当一个足协主席的任务如此简单：只要你给我们一个好的联赛，只要你给我们选个好的教练，只要你在谈“昨天、今天、明天”时不让我们觉得你是赵大叔、宋丹丹演小品。

　　“只惟上，不惟实”，一个足协中层干部昨晚这样评价我们的“掌门人”，关于这4年来中国足球的实质政绩多寡已毋庸赘述（请翻开各类报纸合订本）———我只是觉得，4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它是中国足球的一小步，却是这一届中国足协班子的一大步，“十年生死两茫茫”，而这4年，却让我们“尘满面，鬓如霜”了。

　　导致我这样一个足记如此冲动的原因很简单，前晚，当我看到5万中国球迷站在鞭子般抽打的大雨中欲哭无泪时，当我看到武汉学子呼号着大书“哀莫大于心死”时———我决心借用阎世铎先生教会我们的一句莎士比亚诗句反送给他：“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时，请让我们友好地说声再见。”

　　再见———因为你无法给我们明天。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