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刘晓新

　　3月20日，是曾经风光无限的沈家军的一次猝死，是中国足球又一项“豆腐渣工程”的轰然坍塌，更是以阎世铎为标志的“政治足球”的一次大溃败。

　　马来西亚足球堪称整个亚洲足坛的腐败之源，但继续拷问“中国国奥为什么会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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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支亚洲三四流水平的球队脚下”，必然使我们陷入一种痛苦的纠缠中去，而不得要领。在无数残酷的历史之后，现实用更加残酷的方式变本加厉地重现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国奥之败，是体制之败，是对中国足球管理机构继续无视规律的最无情的报复。

　　把历史聚焦到中国足球实施职业化改革以来的十年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这项受到最广泛关注的工程，只有表面意义上的“改”，而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十年的轨迹，在根本上呈现出一种简单的“三段论”：最初，用廉价的赞助把专业体工队变成以主客场双循环赛制为特征的“职业队”；然后，用不计成本的国有资本支撑起联赛的虚假泡沫；最后，用强制性的取消升降级来追求一种“足球政绩”。可是，十年来，我们惟独没有用真正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来改造中国足球的整体框架。

　　任何一种杀鸡取卵的方式，可以得逞一时，不可能得逞一世。整个2000年间，在上任之初即展开全国调研和巡回演讲的阎世铎，使足球圈内普遍产生了一种幻想———也许中国足球早就应该用阎世铎这样的“政客”，而非王俊生一类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更宏观的管理。但是，对阎世铎本人的迷信很快被取消升降级造成的大面积恐慌所代替，在赖以为本的整个联赛体制遭到重创的同时，相当一部分有识之人开始意识到：阎世铎正在以一种无视足球发展规律的思维，来推行他的“政治足球”。“为什么参加了几年职业联赛的国奥球员，玩不过业余水平的马来西亚队”，这样的疑问，恐怕只能还原到被风干的联赛中来回答。

　　违背规律，就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不乏政策水平的阎世铎把足球的事情想得过于直接过于简单，如果需要一次出线，那么就牺牲联赛，用所有时间所有精力来追求一次出线；如果要改革联赛，就干脆换一种名称、换一种形式来包装联赛……但是，他所领导的新一届管理班子，恰恰错过了中国足球必须寻求根治的时机。王俊生时代与阎世铎时代的更替，从表面上看，是1997年十强赛与1999年九强赛失败后的一次人事变更，但在根本上，的确是中国足球败象尽显后必须的一次整体调整。遗憾的是，这次调整并没有从实质上使中国足球向更合符规律的方向发展，而是进一步远离市场，甚至向计划经济、向浓厚的行政色彩倒退。

　　国奥之死，不是偶然性之死，就像人类在乱砍乱伐、破坏自然后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沈祥福与他这支从“超白金”褪色为破铜烂铁的球队，不是悲剧的主角，而是中国足球受到规律报复时的最无辜的受害者。

　　过去的十年，我们在一片混沌中修修补补、一错再错，但是欠下的债总有还的一天。2004年，是体育大年，也是中国足球前所未有的赛事频繁的一年。但是，国奥之败也许是一场大溃败的开始，残酷的报复，必然会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来作用于无视规律的人。

　　谁来为这一切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