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如今在中国比比皆是，一家三口的家庭乍看是幸福而稳定的，殊不知却时刻潜藏着危机。只有一个孩子，你可以宠爱他（她）也可以不宠爱他（她），但这个孩子又是你生命惟一的延续、家庭里未来惟一的希望，如果这惟一的惟一突然遭受什么不测，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承受得了这种打击吗？这个失去惟一一个孩子的家庭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那失去惟一一个孩子的父母又将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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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采访札记

　　（一）

　　1999年1月19日的那个早晨，北京的冬天一如往年日短夜长。

　　已经是6点半了，但天仍灰蒙蒙的。正在上高二的女孩张晔像往日一样推起自行车走出家门，与邻居的另一位女同学一道冒着瑟瑟寒风，骑着车前去上学。今天，是学校期末考试的第一天，身为学习委员、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张晔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对这次考试充满了信心。

　　天空的东边，朝霞如血。街道的中央，人影幢幢，你来我往。

　　张晔与同伴一前一后，一路说笑地朝学校的方向驶去。行至离家不远的拐弯处，一辆面包车突然如脱缰的野马从侧面疾驰而来，两位如花少女还来不及躲闪，便先后被撞倒在地，血溅街头。

　　这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色早晨。这时候，天色依然朦胧。两位少女的青春热血却染红了北京的街头，这骇人的血色透过氤氲朦胧的晨色，与天边的如血朝霞渐渐融成一体。天地间顿时红成一片，空气中霎时间弥漫着血腥的味道。各种路过的机动车不约而同，“呜呜”地发出凄然的哀鸣。

　　在两位少女的出事地点——北京南郊南苑机场附近的那条依旧昏暗的小街上，过往的路人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呆了，人们纷纷停止赶路，有的惊呼，有的哭喊，有的观望，有的则焦急地张罗着打110报警。

　　那位肇事的司机，经过一夜的疲劳驾驶，困顿麻木的神经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震醒了。他先是惊恐，接着是懊丧，面对众人的围困和指责，他别无选择地在好心人的督促和协助下，将两位被自己撞倒的、鲜血淋漓的少女匆匆地送到附近的七一一医院。

　　父亲张立军是在女儿被送到七一一医院抢救之后才得到消息的。

　　早上刚上班时，有一同事说起早晨距家门口不远处发生的那起车祸。但那时候天色朦胧，那位同事并未看清被撞的人到底是谁。张立军于是也没太在意，那样子就如报纸和电视新闻上时常报道的车祸新闻一样，听起来虽然令人伤心，但毕竟与己无关。他总觉得，那样的不幸事件离自己很远很远。而现在，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以往看似遥远的不幸已经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当他的另一位同事、好友马秀魁将女儿车祸的消息告诉他时，张立军心一沉，忽然间便有一种不祥之兆。

　　其实，马秀魁在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张立军的时候，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知道张立军患有心脏病，经不起外来的严重刺激。所以，在将张晔出事的消息告诉她父亲张立军时，马秀魁竭力地搜索着适当的词句，尽量地轻描淡写。

　　马秀魁对张立军说：“立军，听说你女儿让车给撞了，咱们赶快去医院看看吧。”

　　张立军一听，虽不大相信，但也顾不上多想，匆匆地跟着马秀魁赶路。此时此刻，虽然他内心隐隐约约感觉到大祸临头，但同时还心存侥幸。他想：女儿被撞伤了，但不见得会那么严重吧？

　　张立军是被马秀魁架着走进医院的。一路上尽管他尽量往好处想，但仍然感觉到内心发慌，两腿发软，以至于无力爬医院的楼梯了。马秀魁好说歹说，才说通了医院里的电梯司机，架着张立军坐上了电梯，到了医院的急救室。妻子刘俊玲这时候已先他一步赶来了，是街坊告诉她的消息。

　　女儿被撞的情况比张立军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张晔出事至今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但张立军的另一位同事和好友余小云在向我描述车祸的惨状时，仍感到毛骨悚然：“这孩子满脸是血，头发全没了，脑浆汩汩地往外淌。我一看都傻眼了。立军的同事好友几乎都赶到医院来了，见这阵势都纷纷恳求医生，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孩子救下来！”

　　同事和好友都没敢让张立军夫妇进急救用的隔离室，怕他俩受不了。

　　直到医生让看拍出来的Ｘ光片子，张立军夫妇才知道女儿已经不行了，医生尽可能平静、同时也明白无误地说：“张晔的生命最多能维持3天”。但夫妇俩仍声泪俱下地恳求医生，说哪怕是个植物人也要留下，因为张晔是他们的惟一一个孩子啊！这个已经长到17岁的“惟一”如果都没了，自己这一辈子还会有什么指望呢？

　　七一一医院的医生是善良而负责任的。无论是普通护士、医生，还是科室主任乃至院里的领导，都对张晔这朵突遭蹂躏、行将凋谢的少女之花以及她的父母投以深深的同情。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毕竟只有一次，既然这年轻生命之火并未彻底熄灭，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全力抢救呢？

　　杨晓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