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足协二楼办公室，而不是居委会，或某楼盘会所；11家中超俱乐部老总正在进行的无记名投票，不是在推选一名业主代表，而是在表决辽足和亚泰的中超资格。

　　这样的表决，从一开始就被赋予浓厚的历史使命感。结果符合表决这一形式的通用逻辑，所谓表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具备悬念，是对结果的补充说明，而不是产生结果。英国人霍顿曾经说，他这一生中感到最屈辱的时刻，是1999年11月在北京大宝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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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中国国家队主教练身份的投票表决，那一天，28支甲级队主教练以22比6的票数把他赶下台；昨天下午，在距大宝饭店不到50米的足协办公室，历史的阴影再一次笼罩在刘玉明和亚泰的头上。

　　霍顿的屈辱在于“中国人合伙做了一个圈套”，刘玉明的愤怒在于“再有力的证据都改变不了结果”。但事实上，他们的强烈反应都在于事先对“表决”抱有一定程度的指望，或者说都把表决真当回事，可这种浓缩了中国人办事作风的程序，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具体的帮助呢？站在足协的层面上，我们必须承认，表决是一个必要的也是惟一的选择。如果结果早已内定，那么表决之后，一切将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如果结果无人能定，那么表决就将成为矛盾上交之前最充分的理由。在一个擅长于文字游戏的民族里，“表决”显然是一个最智慧的词语，它可以是一个偏正结构，“表面的解决”，也可以是一个发生变异的联合结构，不是“表了再决”，而是“只表不决”。

　　无论如何，这个过程将被写进呈递给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报告中，“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能做的全部事情”，对于一个中层管理机构而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往往是“做出交待”。

　　或许，我们更可以认为，如果事情仍然停留在足协操办的范围内，那么就只能做出让辽足“保留原籍”的仲裁，试想一下，如果这场表决的结果换了是亚泰9比2辽足，就可以据此作出亚泰上辽足下的决定吗？当然，这个设想似乎在根本上就不成立，绝大多数希望维护游戏规则、并将继续在规则里游戏的投票者，谁会闲着没事存心给足协找碴。谁都明白的事，难道这些成天在圈子里摸爬滚打的人就不明白？

　　每天夹着黑皮包、在西四环五棵松和龙潭湖丙三号之间逡巡的刘玉明，不是一颗定时炸弹，而注定是一个老式座钟的钟摆，规则地服从于惯性的运动，在更大意义上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存在。从撕破脸的那一天起，亚泰就陷入了一种痛苦的无法停止的状态。不知道，在忙碌而日益焦躁的刘玉明内心，表决是否意味着一种解脱？

　　游戏，从一开始，就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