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角征鸣，大军出塞。写在沈祥福和国奥队队员脸上的，是一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悲壮。“三·三”，一个蓄满了想像与解说空间的字符，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如果不是鲜见的吉日，便是又一个祭日。

　　这个对手太过特别，以至于我们除了表现出咬牙切齿的仇恨，根本无法展示其他任何一种情绪。放眼亚洲诸强，日本曾经长时间地矮我们一头，沙特也从来占不到我们太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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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至于科威特之流，则使我们不定期地生发出感激的念头，记载于民间的打油诗里，闪现于中国足球聊以自慰的欢颜中。即使是伊朗，同我们结仇也仅仅是在七年之前。

　　只有韩国。

　　伤痕是什么概念？一道二十六年的伤痕又是什么概念？更可怕的是，它不是那种永久性的淤痂，而是不断地被撕开皮肉，鲜血一次次地流淌，痛感一次次地增强。这是无休无止的刑罚，你可以说是对手非常残忍，你也可以说是我们尤其无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十年之期早已过去，我们卧了薪，或许也尝了胆，偏偏就是磨不成一把好剑，砍下它这只虎头。

　　太极虎，太极虎，听着的确令人生畏。但即便它真是头老虎，二十六年了，也该老死了罢。何况，我们也有老虎。我们幅员辽阔，物种繁多，北有东北虎，南有华南虎，难道真的就已濒临灭绝，倾举国之力也整不出一两只来，同那太极虎斗上一斗？

　　可当我冷静下来，我便又一次地感到了气沮。我承认，我的叩问多少带有自欺欺人的成分。况且，必定已有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过类似的叩问，其中不乏曾经挣扎于虎爪之下的几多悲剧性人物。而答案则是一个宿命般的结论，这个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叠加起历史的分量，在戚务生终日紧簇的眉宇间镌刻成深深的沟壑，在徐根宝时常舒展的笑意里翻卷起渺远的沧桑……

　　唯一令我于沮丧中仍保有一丝欣慰的，是我们还没有忘记报仇。变本加厉的伤痛还没有完全麻木我们的神经，每当看到那条新鲜带血的伤痕，我们的胸腔里还是会忍不住燃烧起一团复仇的火焰。这一回，沈祥福的神情依然是那样决绝，那一刻，高丽的天空残阳如血。

　　“三·三”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有权力想像，我们也有权力期待，但过分美好的想像和过分隆重的期待也许只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失落和忧伤。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历史的双手已然在此之前产生了一次微妙的颤抖———命运的更变很多时候都会以一道不可捉摸的轨迹作为先兆，比如五丈原上那颗遽然陨落的将星……

　　我很不愿意将中国足球同诸葛亮联系起来，但我又无力阻止这种跨越时空的暗合。在“伐韩”这条线索上，中国足球难道不正是自始至终贯彻着“屡败屡战”的概念吗？尽管其姿态是进取的，是积极的，是不肯偏安一隅，谋求拓展的，是希望改变宿命，创造历史的，然而过程和结果又是怎样？诸葛亮六出祁山仍未有所建树，中国足球二十六年抗韩也依然难进尺寸。

　　前些天，据说戚务生曾经对沈祥福说过这样一条原本不属于四十年代生人的短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大戚言中实有深意，不过沈祥福未见得就没有这般嘱咐过自己。祥福是条实诚汉子，这些年来对于国奥的打造也称得上是尽心尽力，从一定程度上讲甚至还是颇有功绩的。沈祥福不是那种没有主见，“墙头草”型的教练，不管是选择球员还是制定战术，他都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大戚的担心，或许是有点多余了。

　　可坚持走自己的路能为此次出征高丽增添多少取胜的砝码呢？韩国足球的实力没有下降，即使相比前年世界杯的时候略有下降，那也是微乎其微的。面前站着中国队时，他们还是那头太极虎。正如我们已经习惯了伤痛的滋味一样，他们也已经爱上了嗜血的感觉。而且，前两天的A3联赛给予了韩国足球另一个很好的证明自己的机会———在成绩面前，任何表面上的自信和对韩国足球的怀疑都显得异常苍白。人家就是比我们强，怎么办？

　　面对这个问题，诸葛亮都没有办法，中国足球就那么高明，比孔明还要高明？诸葛亮至少还偶尔取得局部战役的胜利，可韩国队对我们是无论大小一概通吃。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一文的最后说道：“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我们凭借几声“誓必破韩”的吼叫就能逆睹一场胜利？

　　所以我觉得，神情决绝也好，走自己的路也好，都很好，都是其心可嘉，其勇可贾。但对于可能或很有可能出现的某个结果，我们应该有清晰的判断和清醒的认识。逆睹也要讲究个怎么“睹”法，不能戴着墨镜，更不能蒙着眼罩。那样的话，即便像许褚一般打赤膊提刀上阵，也难跟马超战成平手。对手比马超还厉害哩！

　　我不是在说什么丧气话，实在是因为乐观不起来。怪只能怪诸葛亮没能开个好头，要不然中国足球在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多少还能翻出个成功的例证，还有个盼头。

　　既然接到了“盼头”这个话茬，我想，既然都已经盼了二十六年了，再盼它二十六年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