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崔大林初掌辽宁体育大权时，他对于辽宁足球的关注与支持便是有目共睹的，几乎辽足的每一次荣誉的获得都有着他的参与———当然，在“十冠王”光环褪去的那一刻，这位辽宁体坛的掌门人也依旧守在身边。但此后，随着辽宁足球俱乐部这家号称股份制公司的成立，由省体委或后来的省体育局直接出面就已经很不合时宜，于是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开始作为辽宁体育产业的直接参与者被推到了第一线。但随后在该俱乐部的运作中，双方却越来越觉得之间沟通起来困难重重，更别说共同发展。而在随后不久成立的辽宁篮球俱乐

部中，这种貌合神离的合作更暴露无遗。由此造成的对球队、对市场的负面影响不仅已为人们所亲见，并显然在短期内都无法彻底消除。口不对心的伪市场运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辽宁足球俱乐部算得上是一家职业味很浓的体育产业经营机构，因为相对于其他国内俱乐部多数只把球队作为企业形象的宣传载体来看，辽足的经营行为是显而易见并堪称卓有成效的。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作法无疑也令俱乐部的股东之一的学院方感到利益受到“侵害”，因为实际上作为经营的主要实体———球队原本是隶属于学院的，而现在作为俱乐部股东的学院所能得到的利益自然要少于身为直接经营者的大股东，而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来得以改变的。此外，作为董事会成员的学院领导，几乎很少能在大多数俱乐部的重要决策中起到主导作用。于是，在尚未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方式和距离正常市场经济运作仍有差距的行为之间必然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相比辽足，辽宁篮球俱乐部的成立从一开始便似乎汲取了前者的“教训”，呈现出迷惑性很强的“伪职业”表象———国际管理集团、学院、冠名赞助商，由三家组成的股份制公司一度把多项商业运作搞得沸沸扬扬。但最终，始终无法摆脱学院“长官意识”干预的管理集团被迫退出，而看似已经简单到极点的学院与盼盼集团之间的合作却并未因此而更进一步，新的分歧与矛盾继续繁衍着。对于原由管理集团经营期间制定的多项政策学院均提出了异议，而盼盼也多数予以了满足，尤其是在球队的收入、待遇等方面。但由于双方均缺乏职业化体育或者说体育产业化的人才，导致辽篮俱乐部多数时间是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下运作的：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缺少计划性，更多的是随意性；对球队的组建和管理缺少职业性，更多的是机械性。而由此引发的恶果是甚至出现了部分资金的滥用或无故流失以及类似于“朋党之争”的排除异己行为。本报记者杨树责权义的模糊划分

　　在辽足身上，多年来不断出现球员大量出走和教练、甚至总经理的频繁下课。相对而言，辽篮的状况似乎还要稍好，但其产生的效果却同样是伤筋动骨的。其实，如果能在事先把各方之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进行有效、合理地分配，很多事件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也许是受中国的传统意识影响，我们的很多投资方老板都似乎很愿意把自己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全才”，而放在任何的位置上，包括俱乐部的总经理这个本来专业性很强的职务。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老板的辽足则是情况特殊的平均两年换一个老总。而对于那些由学院“委派”到俱乐部的副总或领队们来说，他们的位置则往往更为尴尬，既不会完全被投资方接受，又因没有实权完不成学院的“任务”而遭到指责批评。此外，由于拿着人家给予的大把大把钞票，教练们每每对于老板们的“越俎代庖”也只能采取“睁一眼、闭一眼”。于是，尽管被痛斥为“卖血卖肉”，辽足的球员还是无论名气大小、贡献多少，年年地往外走；而辽篮更出现了王守强和李晓勇这样的先脱离俱乐部，再莫名其妙地远走他乡的怪现象。至于教练的上岗和下课，通常只是老板们的一个电话或一个手势。以至于球员们有时打完这一场，在下一场要开始前都不知道谁会上场、又会执行什么样的战术。至于在引进外援上频繁出现的质量和价格方面的“猫腻”，更是职权不清的突出体现。

　　其实，哪个教练适合球队、哪个球员对球队有益、哪个外援是球队最需要的，本应由为此成立的专门机构或专家组来甄别、鉴定，总之不应是“一言堂”。因为，人才的输出或引进，往往产生的影响不光是表面上所显现的，而更多可能是深远流长的。本报记者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