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杨伯镛篮球情未了做球员他痛恨失败(图)_NIKE新浪竞技风暴

50年，杨伯镛篮球情未了做球员他痛恨失败(图)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02月25日09:30 新华网

他是中国男篮历史上球技最出色的球员　　他是中国女篮历史上战功最显赫的主帅

　　他是个事必躬亲、成绩卓著的篮球官员

　　他更是个真情真意、宁折不弯的硬汉。

　　他出生在偏远的云南山区，他从事着世界上最流行的一项运动：篮球。他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如果在美国的话，就是诸如像朱利叶斯·欧文、或者是拉塞尔那样的天皇巨星。他一生变换过很多的位置，在每一个位置上他都演绎得非常出色，但同样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他，就是前中国女篮的主教练，现任中国篮协副主席杨伯镛先生。

　　做球员他痛恨失败

　　主持人：您今年68岁，但是您跟篮球打交道却已经有50年了。

　　杨伯镛：整整50年！

　　主持人：您做运动员的时候，我们听说有这么一件特别得意的事情，就是打匈牙利队，当时匈牙利是世界冠军吗？

　　杨伯镛：世界冠军。

　　主持人：您当时是作为男篮的主力战胜了他们？而且说那个战术特别神奇？

　　杨伯镛：我们到了匈牙利以后，应该说输得很惨，每场球都输二三十分，回来以后呢，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并没有批评我们，反而鼓励我们。那个时候（上世纪50年代）叫整风。整什么问题呢？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洋人；解放什么思想呢？就看看匈牙利队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当时匈牙利队西蒙·邦尼特是最好的中锋。一看他们很胖、体重很大，我们研究大胖子大块头缺点是什么呢？他们转身不行、底线不行，所以我们要尽快到了前场，组织了底线配合，匈牙利队的大个儿，往回一回头，啪！往外一传！跳起来就投篮，我们用这个战术战胜了他。

　　主持人：那是不是您特别辉煌的一次？

　　杨伯镛：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打他们赢得很过瘾。

　　主持人：据说您除了打球打得好之外还打人？

　　杨伯镛：你们看我这样像不像打人的吗？（台下观众说“像”。）

　　杨伯镛：这个不确实啊。

　　主持人：这确实掌握的不太确实。不过，据说确实是有那么一次，您有一个队友吕长新，是您自己承认的呀？

　　杨伯镛：是叫吕长新。

　　主持人：据说被您打出国家队再也没敢回来？

　　杨伯镛：没有。他讲得不对。像我这个样子，肯定不会像是打人的嘛，说我打人就犯法了嘛！我们1965年的时候对（前）苏联队，克鲁密是（前）苏联队最高的中锋，身高2．18米。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在工人体育馆比赛，我们最后5分钟领先5分球，那观众很高兴就走了，认为已经拿下了。没想到（前）苏联队一紧逼，我们立即丢了3个球。克鲁密四次罚球全部罚中，瓦尔德马尼斯是他最好的一个，国家队的队长，1．80米，跟我一样高，两次罚球全部罚中，结果我们输了1分。后来我们住在工人体育场时我就讲了，是不是要惩罚那个丢球的人。我说我今天看到他，我就要揍他。

　　主持人：您当时气坏了？

　　杨伯镛：气坏了，但肯定不会真揍。我主张严格训练，“揍他”就叫“强化教育”，让他永远记住这个事情，以后在这种容易的比赛里不要随便丢球。后来搞了半天，很晚他都没有回来。我说坏了，我讲了这句话，队员没回来，那就不行了。至今我没有揍他，只是把他吓唬得没敢回来。但我真的要见到他，我也不会动手。

　　主持人：肯定吗？

　　杨伯镛：肯定。反正我没见到他。

　　主持人：您当时在国家队的一个队友，他在形容您性格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杨伯镛自己很有个性，他在事业心上比较强，在工作上爱好就是争，比赛要争胜，打平或者输一分两分的时候，他要急的。假如真输了也没什么事，赢了也没什么事，就是在差1、2分的时候他肯定会急。”——您最恨的，就是这种差1、2分既可能赢也有可能输的关键时刻。

　　杨伯镛：我最恨什么呢？能赢的球我就不能输，真是要输了也要少输。因为队伍以后还要发展，我的思想是这样。

　　当教练他惜才如命

　　主持人：您做教练，对队员也这样严厉吗？

　　杨伯镛：对啊。

　　主持人：对所有球员都这样？

　　杨伯镛：一视同仁。

　　主持人：郑海霞，您体罚过她吗？

　　杨伯镛：体罚过啊，也体罚过。

　　主持人：因为什么事体罚过她？

　　杨伯镛：郑海霞主要是接球问题。我说我来解决吧。每天我就站在离她15米的地方，她把球扔给我，我用脚踢回去。她每天要接50个球，结果一个月后她传接球的问题就解决了。

　　主持人：就把她当守门员练？

　　杨伯镛：对。

　　主持人：您估计郑海霞对这段是什么感觉？

　　杨伯镛：那要问郑海霞本人。

　　主持人（对郑海霞）：郑海霞在下边已经气坏了，其实我误解你了。你肯定在下边没有气坏，因为你已经陷入到往事的回忆中了。郑海霞：我就觉得后来我的基本功、还有在场上的那种手感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主持人：我特别奇怪，杨导。因为您身高在男篮当中应该说不算高的，但您选女队队员的时候，特别喜欢大个儿。

　　杨伯镛：我对篮球有自己的理论和理念。我认为，篮球啊是巨人的运动。世界强队怎么成为世界强队呢，就是高大队员的数量和质量。郑海霞，我第一次发现她是在柳州，她在青年队，我当时带国家队也在那。那天下午，我没有训练，我就到练习馆看她们（青年队）训练。当时她穿了一双木板鞋，大木板鞋在地上踢踢踏踏。木板鞋啊，这个板是木头，用一个胶带钉着。后来她下来我就问她，我说你的腿怎么样？她说我的腿是“Ｘ腿”，我说你文化肯定很高，都知道Ｘ了。我问她，“海霞啊，你喜不喜欢打篮球？”她说，“我喜欢打篮球啊。”于是，我准备调她到国家队来。当时先到由胡利德当教练的青年队。到了青年队，她们正在北京体育馆比赛。我就跟我夫人一起坐那就看球，几个孩子也都在那看。孩子说，“谁选的这个队员，根本不行啊。”还有人在那骂：“这个教练真是废物，怎么要选她？”当时就有争议，于是我就跟他吵起来了。我是一队的主教练，当时青年队里有人说她不行，我说，“你懂什么，你看以后她行不行。”郑海霞，现在谁说她不行？但是，当她穿木板鞋的时候，说她不行的人的确很多。然而，我坚持调她到国家队来。后来参加世界锦标赛，我向体委领导报名单的时候，里面有郑海霞，领导就问，“你为什么让她去啊？”我说，“第一让她见世面，第二让她牵制陈月芳。一定行，让她去。”这样她才参加了，但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说她不行。世界锦标赛中我们跟南斯拉夫打一场球，我们领先。我就让她上去。由于她平时很少上场，上场一拿球啊，我一看2．04米高的人一下子就没了。一看，原来坐在地板上面。哇，往下一蹲结果蹲得太低，咯噔一下蹲到地上去了——上面完全没有高度了，地板好像有个坑一样。第一次在世界锦标赛上场，就把那篮下蹲成一个“坑”了。

　　郑海霞：因为是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当时非常认真。当时的心态就觉得杨导他真的挺为难的，那作为自己来讲呢，争口气吧，表现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从那次以后，也造就了我后来的成长。主持人：我们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说是您发掘了姚明？是您批专款培养了他？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杨伯镛：1993年左右，我到上海，住在奥林匹克饭店，有两个国家队的老队员，他们经常来看我。我说什么事？他们说你去看看那个徐汇区体校，有个小大个儿，你一定得去看一下。我说行啊，咱们去看一下。姚明就在那训练，这小孩条件不错啊，腿挺粗挺长，站那。当时他13岁，已经1．97米。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姚明”“你喜欢打篮球吗？”“喜欢”。后来，那个体校副校长跟我讲，他（家庭）很困难。我就对姚明说，“你好好打球，你很有前途，要吃苦。打篮球，不吃苦出不了道。”从那时开始，中国篮球协会每年拨一万块钱给体校，但这个钱全部要给姚明家里，让他去吃肉吃鸡吃黄油吃鸡蛋吃牛奶。总之是吃，吃出身体来。就这样，现在我到上海，观众一见到我都说，“杨教练，你对上海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啊。”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爱情就是看见了高兴

　　主持人：现在我得请大家看一张照片了，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张照片。

　　杨伯镛：这是我订婚的照片，她是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是我的太太，杨惠芳。当时是上海杂技团的演员。

　　主持人：当时是您有名还是她有名？

　　杨伯镛：她在上海杂技团是第二号种子，第一号是孙泰，就是全国口技最有名的。我夫人就是上海杂技团里，钢丝上能翻跟头的，后空翻。反正我在全国有名，她在上海也很有名。

　　主持人：那您是怎么认识她的呢？

　　杨伯镛：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们在去雅加达的光华轮上认识的。当时，她们杂技团的几个演员都很年轻，十八、十九岁吧，也有二十岁的，我们每天跑完步去看她们练功。

　　主持人：您当时专门去看杂技团的女生练功？

　　杨伯镛：对呀，专门去。主持人的意思，好像不是去看练功，好像我去挑对象去了。好，我就承认吧。我们篮球教练是敢作敢为，咱就是去挑对象的。

　　主持人：后来您就从那么多女生当中就看中了“二号”，因为一号是男的嘛。

　　杨伯镛：男的我不能挑，挑了就有问题了。

　　主持人：您当时一下就被吸引了？

　　杨伯镛：当时，我还没有跟她好。回来以后，在广州一个饭店里面我对她说，“你到我们那儿去玩儿去啊。”后来，她就来了，我们就接待了她。我总感觉，看到她我心里就高兴。对这个缘分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好多缘分就是一见钟情开始的，你们同意不同意？第一眼看上去不错。反过来说，有时候你在一起工作十年八年却没有感觉。就等于说，我选郑海霞、柳青呀，第一眼看，行！做教练员的眼光是比较毒的。

　　主持人：您一直相信一见钟情？

　　杨伯镛：对。当时认识以后，她给我留下了电话、留下了地址，因为两个人要好啊。我认为，男的一定要主动，我不喜欢那种女的太主动的，那不好。

　　主持人：我能问您当时多大岁数吗？

　　杨伯镛：我当时是28岁。

　　主持人：她多大呢？

　　杨伯镛：21岁。后来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我们就通信了。我就跟她表白了我的意思。但是，在这里面还是有波折的，有人劝她“要好好考虑”。这个时候呢，由于我已经28岁了，就到上海，在公园里面我约她出来，跟她讲了三条。主持人（对杨夫人）：来吧，我们请杨阿姨上来。同船共渡。您一眼就看上他了？

　　杨夫人：应该是这样吧。一开始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就是我们出国回来，在广州的那个爱群大厦吧，那一天我正好下楼给我母亲寄一封信，他正好从汽车上下来。他是管行李的——整个代表团的行李是他管的，当时他穿了一件西服，戴着那个鸭舌帽，然后一件西装就这么往肩上一披，下车。我一下看，哎哟！我挺喜欢他的。

　　杨伯镛：我讲的没错吧，缘分。

　　主持人（对杨夫人）：明白了，缘分，这就是缘分。从此以后，谁要再说好色是坏事，我就跟他急。后来，他就去上海跟您谈判了。杨夫人：对。

　　主持人：然后您就跟他谈判了？

　　杨伯镛：我不是那种罗罗嗦嗦、拐弯抹角、拐了半天主要目的都谈不清楚的。我就跟她讲一二三：第一，我告诉她我二十八岁了，你要很好考虑，我比你大7岁，能不能跟我好得考虑。我一年只能来一次两次，我们不能天天去看电影，玩了半天票、看了半天电影，再说不行了。那时我30多岁，你不是把我毁了吗？第二，上海我不能来，因为我是国家队队员，而且我喜欢北京，你要跟我好，就要离开上海，你行不行？第三条，我就跟她讲，结婚问题，因为你年纪轻啊，杂技团可能要求比较严，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相爱时间长对我们没有影响，要等几年就等几年，你放心。……后来呢，我说你考虑一下，我说给你三天考虑。她很干脆，她说，“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因为我喜欢你。”

　　主持人（对杨夫人）：后来您是怎么说的？

　　杨夫人：我觉得我应该把终生托付给这样的人，这样的话我后半生是会幸福的。

　　主持人：您那时送给人礼物了吗？

　　杨伯镛：在定之前一点什么都不送，万一最后结果不是那怎么办？那再把东西拿回来？拿不回来喽。

　　杨夫人：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手表，而他就在北京王府井的亨得利钟表店给我买了一块瑞士的希玛表，294元钱。这事就算定了。主持人：我们记住今天，杨导给爱情总结的两个定义：第一，什么叫爱情？看见了高兴就叫爱情；第二，形式永远代表不了内容。

　　本版内容与大型体育人物类访谈节目《较量》联动，将于明晚在上视体育频道播出（来源：东方体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