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专访三专家批驳“封杀令”

　　编者按：14日，上海《文汇报》组织记者就足协“封杀”一事，采访了三位法律和新闻界专家。

　　中国宪法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锦光认为，中国

足协“封杀《足球》报”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宪法，同时，在中国的足球报道领域里，《足球》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足协不给《足球》报发采访证的理由缺乏正当的法律基础，所以这种做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魏永征认为，足协的这一举动压制的其实是记者背后的社会公众，足协不仅把自己放在了媒体的对立面，更把自己置于公众的对立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良荣认为，足协作为一个社团组织，作出这样的“处罚”，根本没有法律基础。封杀《足球》报，其实是封杀《足球》报的受众，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对于几十万甚至更多的读者，这是不公平的。

　　以下为报道摘要。

　　本报北京1月13日专电今天，中国宪法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锦光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中国足协“封杀《足球》报”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宪法。

　　作为宪法专家，胡锦光这两天来一直都在关注“封杀《足球》报事件”的进展，并准备将它作为一个经典案例拿到课堂上去分析。他表示，中国足协无论作为行业组织，还是带有一定行政色彩的管理部门，都没有“封杀”媒体进行报道的权力。虽然足协的新闻发言人表示，他们并没有不准《足球》报去报道中国足球和世界足球，但足协对相关的足球报道采取了“采访证”一类的许可限制，事实上，已经侵犯了《足球》报所应享有的采访和报道的权利。

　　胡教授指出，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新闻报道权实际上是宪法赋予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种权利是高于中国足协自身利益的，只有在新闻报道威胁到社会安全的前提下，才能由法院或专门的管理部门来取缔相关的媒体，让它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而且在这么做时，一定要有足够理由。因此如果足协觉得《足球》报的报道不实，有诽谤的嫌疑，可以采用诉讼的方法来对《足球》报进行起诉，而无权使用行政手段来单方面限制《足球》报的采访权。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专门法律来对这一事件作出界定，因而只能从宪法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足协的做法实际上是违反了宪法。

　　当记者表示，中国足协作为一个群众团体，是否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控制“采访证”的发放？胡教授认为，从宪法精神来看，一般群众团体是无权规定哪些媒体可以报道、哪些媒体不可以报道，但是在场地有限制的情况下，有时可以按照一定的原则，根据报纸的影响力，用采访证的方式来限定采访人数。但是这个原则必须是正当的，而不能是带排斥性的或是不公正的。具体到这件事情来看，在中国的足球报道领域里，《足球》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足协不给《足球》报发采访证的理由又缺乏正当的法律基础，所以这种做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文汇报》驻京记者孙健敏报道）12

　　李良荣：被封杀的是受众知情权

　　如果全国人民对这件事情搞投票的话，相信反对中国足协此举的将会是大多数人。

　　如果记者采访我，我可以拒绝回答，这是我的权利；但不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不允许媒体进行采访。足协所谓的“这不是剥夺采访权，而是不提供能提供的采访便利”，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况且，足协作为一个社团组织，作出这样的“处罚”，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封杀《足球》报，其实是封杀《足球》报的受众，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对于几十万甚至更多的读者，这是不公平的。

　　的确，在足球新闻报道中存在不少失实的情况，确实可能会有损足协的形象。但面对这样的情况，足协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或者相互协调来解决，而不是采用蛮横的手段，拿句俗话讲：“有话好好说。”我们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正因为这样，就应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多种意见结合起来，是必需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魏永征：公众信息并非个体私产

　　中国足协这么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法律并没有赋予它“封杀媒体”的权利。

　　关于足球的信息是社会公共信息，这不是属于中国足协的个体信息，它无权将公众信息作为个人私产，并以此来压制记者。足协的这一举动压制的其实是记者背后的社会公众，足协不仅把自己放在了媒体的对立面，更把自己置于公众的对立面。

　　足协拿出公众信息作为“制裁武器”，是违反法律的，它混淆了公众信息和个人信息两个概念。

　　足协可以用自己的言论来批评反驳，它完全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来澄清事实，这才是正确的做法。以意见对抗意见，是文明社会的表现，是真正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个过程并不是绝对的对立。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