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最有价值之处也许不在于谁对谁错，也不在于对采访权的重申，而在于此种局面出现的本身。一家媒体和一个行业主管机构的公开论争，以及足球职业化以来足协和媒体的既合作又对抗的微妙关系，表明即使在行政化权力面前，足球圈内依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表明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力量越来越不可忽视，这背后是市场化改革的力量，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一个缩影。

　　2004年1月7日，国内著名足球媒体《足球》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题为《“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的署名文章，并在第3版以整版的篇幅，以系列文章对国有企业退出足球投资领域的风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报道，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认为中国足球是“不良资产”，并以三年为期，要求国有企业全面退出足球投资领域。

　　不止一次，中国足协被媒体触怒，但此次愤怒的程度却前所未有。

　　1月9日傍晚，中国足协发表声明，除要求《足球》报道歉外，还宣布从即日起取消《足球》报对中国足协主办、承办的所有赛事和活动的采访资格，并将保留进一步追究《足球》报对此事应承担相关责任的权利。

　　国资委随后发表声明，“国资委从来没有在任何正式文件、会议简报和其他正式场合”发布过《足球》报文章中所述内容。

　　《足球》报当晚迅速作出回应，针锋相对地表示：有关报道不存在“失实”，中国足协亦无权断定该报道“失实”；中国足协的处罚违宪违法，限制了新闻自由，他们无权剥夺、限制任何记者的采访权。1月12日，《足球》报用8个版的篇幅，再次申明立场，头版头条的标题为《究竟谁该道歉？——本报对中国足协1月9日“表态”的声明》。

　　20年来，尤其是中国足球产业化10年来，中国足协与媒体的诸多是非恩怨，由此走过了一条时进时退的轨迹，到达一个情绪激动的顶点，凸现出值得玩味的足球政治生态。

　　这件事最有价值之处也许不在于谁对谁错，也不在于对采访权的重申，而在于此种局面出现的本身。一家媒体和一个行业主管机构的公开论争，以及足球职业化以来足协和媒体的既合作又对抗的微妙关系，表明即使在行政化权力面前，足球圈内依然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表明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力量越来越不可忽视，这背后是市场化改革的力量，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一个缩影。

　　“中超”背景下的纠纷

　　中国足协此次大动肝火，关键词在于隐藏起来的“中超”(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国足球的产业化改革已经进行10年，各界对甲A联赛的总结和评估，却常常与“失败”的概念相联系；中超概念被足协高度重视，但却面临着现实困境。《“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一文，恰恰传达了这样一个令足协极度敏感的信息：“中超”正在经受资本动荡，近期前景不容乐观。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足协新闻官董华明确表示，严厉处罚《足球》报的最重要原因，是这篇报道意图不良，“不善意”。

　　“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在回答关于处罚决定的作出，与足协高度重视中超前景的心态是否有关的问题时，董华说，“现在我没有得到中国足协的授权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同时表示，记者的这个猜测也许会在恰当的时候得到证实，不过“要说也是以后说”。

　　中超是足协的新一轮“豪赌”。此前，足协苦心经营的“甲A”已经成为成熟品牌，但各项指标都是如此差强人意，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反差也太过强烈，以至于足协宁愿放弃，而以听起来更美的、要求更严格甚至更不现实的“中超”取而代之。

　　《“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一文涉及到的投资足球的“国有企业”，在中国足球顶级联赛中共有7家。

　　在三家实力最强的国有企业中，平安保险于2001年末实现“大撤退”，红塔集团和中远集团则于近期选择了退出，都被广泛视为是对中国足球的资金流的极其沉重的打击，标志着中国足球在投资方面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即使是取得良好的成绩，也不能再鼓舞富有的国有投资者的热情。

　　《足球》报同时预测：“由是观之，中信国安、山东电力、天津开发区、青岛颐中等国企退出足球或许也为时不远了。”

　　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或持股企业，在中国足坛一向以不计成本、出手豪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企业投资的俱乐部能够为球员开出高于市场价格的薪酬和奖金，能够购买和租用价格昂贵的外援，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巨万。失去这部分投资，中国足球的泡沫经济将大为缩水，中超的近期前景也将一片黯然。

　　在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国有企业的投资的合理性的大背景下，《足球》报所持的忧患立场在各界中并无太多争议。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是文章是否失实，第二是足协是否有权据此取消一家媒体的采访资格，尤其是后者，则引起激烈争论。

　　在《足球》报的署名文章中，消息源分别被写作“国资委”、“国资委有关领导在2003年中的讲话”、“内部人士”、“国资委有关人士”4种。关于文章是否失实，针对不同的透露消息的主体，可由司法部门作出不同的判断。

　　中国足协则坚持相信，国资委的出面表态，已经最终地、完全地证明了《足球》报报道失实。对于足协来说，这是一个“证讫”的问题。

　　中国足协同时挂有“中国足球管理中心”的牌子，至少可称半官方机构。《足球》报指责说，它越俎代庖，对媒体加以判定，再次体现了官僚作风。

　　在刚刚出版的新一期《体坛周报》的评论版上，一篇题为《足球，本来就是个玩具》的文章指出，足球产业在足球发达国家也只拥有附属品的地位，世界各大联赛的俱乐部多为不良资产，这一点不足为奇。这一评论在事实上消解了《足球》报与足协之间进行争论的必要性，既隐晦地指出《足球》报的关切并非急所，也侧面证明了足协制定出中超俱乐部必须在三年内赢利的指标缺乏科学决策基础、过分虚幻。也就是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事儿在别处呢。

　　足协新闻发言人则坚持认为：“《足球》报的报道严重地损害了中国足球，取消它的采访资格是足协唯一的选择。”

　　对抗与合作

　　这惟一的选择为何以超越行政权力的手段加以体现，而非更合时宜的法律手段解决，事实上是足协与媒体间长期纷争的结果。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从此，足协与媒体就开始了漫长的既对抗又合作的历程。

　　职业化10年，戏剧性事件迭出，甲A的知名度虽然大增，却与低劣、愚蠢、浅薄、缺乏诚信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媒体的注意力常常被吸引到这些方面，大量的假球、黑哨报道如“渝沈案”，球员的不检点行为如“六君子事件”、“李铁的开房事件”等，都曾是足球媒体的报道重点。

　　其中与《足球》报相关者，如“保卫成都”事件、“陆俊受贿”事件、“平安六君子”事件、李响与米卢的关系、发表《十强赛内幕》等，都曾导致该报与足协关系紧张。

　　与其他同类媒体的情况一样，《足球》报在“揭黑”纠纷中，多因缺乏证据而处于劣势，尽管人们普遍相信，即便它报道的具体事件与真实情况有出入，但事件所代表的现象肯定存在。

　　在这一过程中，开创性的甲A联赛的价值被轻易地低估了，人们甚少重视它作为击破举国体育铁幕的子弹的积极一面。同样，由于缺乏细节和实证，《足球》报的揭黑报道同样被轻易地低估了，法律意义上的细节纠缠，抵消了它们在现象层面上的真实的价值。

　　事实上，足球媒体在监督足协工作、监督联赛秩序的过程中，甚少有真正抓住证据的个案出现，无论是哪种负面新闻，在足球圈内都常常会因为利益关联，而被集体隐藏。

　　2000年末，甲A的重庆力帆俱乐部涉嫌故意输球给沈阳俱乐部，是为“渝沈案”。央视“足球之夜”节目主持人张斌把比赛中的进球连续播放了七八次，激烈地指责这是“不需要证据的假球”。他承认，自己没有证据，而且“有证据的人不会拿出证据”。

　　在2003年的一次“足球之夜”节目中，张斌再次直截了当地表达对当时一场比赛的看法：“我没有证据，但我现在就要说，这就是假球，要告我的人尽管告，我坚持这就是假球。”

　　《体坛周报》的总编辑瞿优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报纸的注意力集中在足球竞技上。”但是他也承认，中国足球媒体比它们的国外同行面临着更多的揭黑任务。

　　中国足球媒体常常面临困难的选择，要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指出最简单的事实，要么缄口不言，回避良心。

　　当媒体选择前者时，常常走上与足协对抗的道路。足协作为一个管理机构，倾向于包揽足球市场化的大部分成绩，这样一来，就不得不为市场化带来的大部分负面效应负责。这个错位的游戏玩了10年，而且仍然在继续。瞿优远认为，“媒体过多地把责任推向了足协。”同时，足协也过多地提防媒体。

　　不过，变化也始终在发生。前几年，足协工作人员会通过某种方式，强硬地“没收”记者的由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而在近几年，合作的态度越来越明显。

　　最开放的报道领域，诟病最多的体育产业

　　中国体育在国家发展大背景中的位置可谓殊为有趣，一方面，它无关国计民生，大可以轻灵的姿态完成转身；另一方面，它又维系国家荣誉之重，受到体育管理机构能力的制约，尽管有着向市场化过渡的强烈欲望，却又时时怀念以往时代的权力快感。

　　客观来说，足球圈也许是中国最为开放的报道领域。小至技战术，大至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本身，媒体都可以提出建议和批评。

　　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预选赛开始之前，阎世铎与媒体对话，曾表述说：“足协媒体是一家。”在当时，这被看作是足协降低姿态、重视媒体关系的开始。但是，中国足球的现实却使得媒体不断发出批评的声音，直接导致此次足协感到难以容忍。

　　中国足协新闻官董华对本报记者承认：“说老实话，中国足球也难免不被批评，毕竟它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让老百姓满意的程度。”

　　正如瞿优远所说，关注足球的竞技性，即使作出批评，也不会导致什么问题。与纯粹的专业批评比起来，甲A联赛受到的攻击更多地来自其他方面。

　　瞿优远认为大家应该有平常心，平常心并不是让大家麻木，而是不奢望说：“对于中国足球的一些黑幕，应该结合大环境来观察，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足球界不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才是真正的不正常。”

　　10年来，中国足球几乎成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诸多情绪的宣泄口。

　　这一事实也使得在它面临中超的升级换代的时刻，廉价的嘲讽比诚恳的批评多得多。另一方面，中国足协的管理能力，一直受到广泛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设在北京龙潭湖的中国足球最高管理机构被无形地小丑化了。

　　事实上，在同级别机构中，中国足协或许是最忙碌的一个。这个协会的公务员每周上班5天，而周末由于联赛，又要继续加班，很少能有完整的休息日。一些主要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感受到来自媒体的巨大压力，导致副主席张吉龙见到陌生的电话号码从不接听。就其勤恳和亲和来说，足协几乎可为同级别其他国家机关的表率。

　　不过，由它所负责的整个中国的市场化的足球产业的要求出发，这个部门的服务精神和能力，还是受到了广泛的、激烈的抨击。

　　“哪个部门也没像我们这样挨这么多骂，”董华说，“我们都被骂惯了。”

　　中国足协试图与媒体搞好关系的愿望确实存在，这种愿望甚至具体化到了某一个报社、某一位记者，在某些时候甚至达到讨好的程度。但是，由于现实利益的摩擦，对抗的出现更为频繁。

　　足协的利益诉求，与媒体的追求新闻的欲望，往往是抵触的。

　　《体坛周报》的记者马德兴与足协官员熟得不能再熟，而一旦出现新闻，其“翻脸不认人”的作风又让足协的“朋友”们大为光火。《足球》报的李承鹏、刘晓新等记者与足协多年不睦，刘晓新4年来没能取得足协颁发的“采访证”，但依然进行采访。因为在“足球之夜”节目中的痛快指斥，张斌等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记者多次受到足协的压力，并因此受到某种形式的处罚。

　　在2000年冬季报道假球案期间，张斌制作足球教练陈益明的专访，在走进直播间之前曾悲壮地凝望窗外的北京夜色。在事后的回忆时，他说：“我当时想，节目组的好几十人，这回就拿饭碗做赌注了。”

　　这种悲壮感很快就被新的形势消解掉了。由于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没有哪一家足球媒体没有遭遇过足协的各种程度的“封杀”，也没有任何一次“封杀”能够进行到底。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马德兴因发表言论文章《中国足球十问》而遭到足协封杀，但其以笔名“吴京湘”发表的报道依然大量出现。当李承鹏被“封杀”时，他甚至略带挑衅地告诉足协工作人员，他不需要足协配合就可以拿到新闻材料。

　　由于市场化，每一个球员都需要媒体的报道，每一个俱乐部和每一场比赛也都需要，最终地，中国足协代表的中国足球需要媒体。

　　这些不驯服的媒体因市场的推动而拥有了权力，即使不能靠一己之力就塑造中国足球的形象，但可以决定在何种程度上暴露中国足球的隐私。某些时候，这些媒体因为人情、利益和压力的原因，没有讲真话；另外一些时候，他们讲出来并惹起麻烦。

　　公权的边界何在

　　“封杀”事件发生后，其影响已不仅限于体育界和球迷之中，而具备了更为普遍而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兰州警方“封杀”政法记者、江苏教育厅不准记者采访进而有打人等事件发生后，人们有理由追问：公权力的边界何在？足协有无权力如此行事？

　　从目前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和公众大多站在《足球》报一边。新浪网在关于“您认为足协是否应该取消《足球》报相关赛事报道资格？”的网上调查中，回答“不应该”的占85%。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署名文章中写道：按照公权力行使的一般准则，没有法律明确授权者，国家机构不能行使权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清楚授权给足协，足协发布禁止令的行为是滥用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展江等从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新闻自由等角度，认为行使采访权是新闻传媒正当合法的功能和职责。

　　美国耶鲁大学学者薛涌更尖锐发问：“足球必须接受新闻监督。足协似乎觉得，《足球》报要把国资委的正式文件印在报纸上才算数，要是那样，要报纸干什么？全国人民每天都读政府文件不就行了？”

　　10年间，足协在与媒体的对抗性游戏中不断软化态度，不断倾向于合作，但又不时怀念专业体制年代的行政权力，祭起对抗的旗帜。媒体的态度则相反，它们乐于塑造自己反对足协、代表球迷的形象，而一旦发生对抗，又常常因受制于人而寻求沟通。

　　董华对阎世铎的“足协媒体是一家”的说法的解释是：“中国足协和足球媒体都是在足球这个平台上生存，具有一致的利益。”

　　出人意料的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位中国足协新闻发言人突然表现出要把整个事件“大事化小”之意。

　　他表示，足协声明中所说之“取消资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取消”，仅为“不办理采访证”、“不接受采访”之意。由此，足协与《足球》报经过激烈争吵，竟然在几天后达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足球》报只承认足协有不接受采访的权利，足协也表示自己仅仅是不接受采访而已。

　　对“中国足协面临舆论压力有所退缩”的猜测，董华加以否认。同时，他否认中国足协在1月9日采取“取消……资格”的提法，有滥用行政权力、盲目自大的倾向。

　　足协—媒体近年纠纷一览

　　1.1996年，《新民晚报》发表《中国足球报》记者马德兴的文章《中国足球十问》，曝光中国足协内幕并加以质问，一时洛阳纸贵。该报不久即被迫向中国足协道歉，马德兴本人则被足协“封杀”，被迫离职，后转投《体坛周报》，在较长时期内以笔名发表文章。

　　2.1999年2月3日，《重庆商报》记者罗文因“报道假新闻”，被中国足协海埂春训办负责人常万诚以“诱捕”方式“没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此事在赴海埂采访的记者中引起公愤，后私下和解了事。

　　3.1999年7月28日，中国足协做出停止《无锡日报》、《都市快报》、《成都商报》、《现代经济报》、《大河报》、《重庆晨报》等6家媒体采访有关比赛资格的事件，后被《无锡日报》起诉，足协一审败诉之后，二审未宣判，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4.2000年1月9日，《成都商报》以《王俊生下课了》为题，提前预报了中国足协“阎王更迭”的“假新闻”，中国足协要求《成都商报》在显著位置对“假新闻”对王俊生造成的伤害进行道歉，必须向足协说清此稿的来源，足协将对此随时进行严厉追查。

　　5.2001年4月12日，随着国家队冲击世界杯外围赛日期的临近，足协制定了比以往更加严厉的规定，记者被放在了重点防范之列，当时的《足球》报著名记者李响和李承鹏遭到“封杀”。

　　6.2002年3月，足协要求《足球》报立刻停止连载《十强赛秘史》，并扣押足球报记者的采访证，《足球》报被迫停止连载并公开此事经过。

　　7.2002年4月，男足国家队在香河基地集训，因平日新闻报道有诸多“不实”之处，《足球》与《体坛周报》两报记者在香河没能得到进入基地采访的权利。（李海鹏　万静波）（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