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如果上述两个问题都搞不明白，是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疯狂的开头。

　　人一生都在某种角色中度过，是上天是社会给你确定的职能——如果一意孤行便会屡屡出现局面失控的悲剧。

　　中国足协对中国足球更具体来说是中国职业足球的控制一直处在某种怪异的状态，是因为它对自身的“角色”问题拎不清。这个正局级机构因其名称开头冠以“中国”二字，而常常真以为自己能代表全中国之事，它以为自己什么都该干，什么都能干，悲剧于是注定。

　　足协的问题不是中国行政机关普遍存在的“惰性”，它干得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一个勤奋而并不聪明的士兵对团队造成的危害是恐怖的。

　　在职业足球范畴中，一个国家的足协该干什么能干什么？英国足总是英超职业大联盟的股东之一，它没有决策权、经营权，只有普通股东的权利；西班牙足协根本无权干涉西甲运作事务，足协主席比亚尔在皇马主席佩雷斯面前相当谦卑；还有德国、意大利，即使近邻日、韩，J联赛K联盟也并非足协的直隶下级，它不是职业足球的主人。

　　中国的行政特色让中国足协昏了头，但无论对徐明对张海这样的猛人，还是对红塔、全兴这样的“良民”，无论是靠着垄断的各种“系”，还是塌方式的“国资退出”，它都束手无策。那天和健力宝员工踢球热身时，张海对《足球》报突然说：“你说中国足协真能管得了我们吗？”那天红塔董事会商议退出，会议一致认为“我们为中国足球贡献也够了，他们不能干涉我们的转向”；全兴老板杨肇基在两年前酝酿退出的一次酒会上说：“这个只赔不赚的俱乐部再搞下去，我们连审计都难通过。”

　　把中国足协包揽天下气势如虹的态势和上述老板们并不把其当成一碟菜的言语对比起来，说不清是一出喜剧还是悲剧。阿Q想革命，但问题在于别人想不想带他一块儿玩儿，更在于他究竟在一场革命中处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说中国足协掀起的职业足球是一场革命，在其(王俊生时代)用极大勇气推行启动后，阎世铎就应该把“革命的角色”问题放在首要。

　　这才是阎掌门所谓“二次革命”中该做的、能做的。

　　确定“角色”问题，是为了探讨一个属于未来的方向问题——中国足协以后该干什么？这已经属于老生常谈，但在这次斗争中它显出新意，在国有企业大面积退出之际，在足协对“不良资产”这一人人皆知的头上癞疮恼羞成怒之际，它不应该像大清之遗老遗少抱残守缺，而应该考虑一下今后的角色问题。

　　未来的路很长，足协该穿什么鞋？

　　足协根本无法控制动辄数百亿身家的大型国企的退出，也无法控制“凯地系”精英张海的合纵连横，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个夸张的景象是：没有国有企业这样的“良民”，中超由3.5个“系”控制。足协权威今天力道丧失，反自剩下一张虚荣的官样面子而已。

　　这情形很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周王，大国而小君，城头上无奈地看见诸侯们指陈利害纵横驰骋。12

　　阎世铎将再也没有过去那种一呼百应的回音效果。从理性从学术问题探讨，中国足协是否应该分权？应该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适应新的生产力呢？或用新的政治模式维系自己残存的政治权威呢？凡了解“足协政治”的人都知道，“职业联盟”是自总局到足协均讳莫如深的一个字眼，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局级单位就此被架空，一年上亿的收入就会子虚乌有。但正如文章开头所说，一个人或机构都不能超越规定之社会角色，中国足协过去的角色是被所谓中国特色夸大拔高的，常常扬起一双小脚冒充能穿48码的鞋，扬言能“跨越式地冲进中超”。

　　鞋不合适要起泡，角色不合适会“穿帮”，在现在这个“不良时代”，中国足协当赶紧用真正意义的职业联盟而非似是而非的中超“从良”——“分权”，“无为而治”。　（本报评论员李承鹏）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