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这个人物，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提出变法，不仅帮助秦孝公完成霸业，更为日后强秦的一统中原夯实了根基。在各国普遍还未脱离或者说没有勇气脱离儒家思想框范的治国模式之际，秦国抢先迈出法家治国的脚步，且不论其他功过，单只图霸这一范畴，至少是作用明显的。

　　当然，学术界对于商鞅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变法，秦国增强了国力，但秦孝公时期的

民风却严重趋恶，社会伦理也被一定程度地扭曲。站在文化的立场，有学者认为商鞅变法以及后来愈演愈烈的穷兵黩武导致秦国出现文化上的急速倒退，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也被指出早在商鞅手里就有了最初的经验。

　　乒乓球队最近爆出了惊动全国的“贬逐事件”。说到开除，在运动队里实属平常，但由于事件牵涉到某种极端的管理模式的形成或发展，因此引来社会各界的争论便不足为怪了。有人说乒乓球队此举大大违背了人性，于情于理都不符，也有人扯动“恋爱自由”的旗帜，以呼唤公民权益的保障和回归。

　　似乎反对的阵营更为庞大一些。不过，如果从乒乓球队的角度出发，雅典奥运会迫在眉睫，整支队伍肩负夺金重任，同时又头顶“传统”及“表率”等帽子，不严肃纪律，不拿出最具实效性的治队方针，尤其在队内已有可怕苗头出现的情况下，恐怕也是相当危险，并且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说到底，这是一个两者择其一的问题。温情脉脉固然值得追求，但在非常时期，用棍棒扫荡一切的温情同样可以理解。前不久，我们在昆明亲见了韩国足球教练是如何使用真实的棍棒对年轻球员进行“训练”的场面，而这，只不过是这个国家的某种理念在异国的一次如实闪现罢了。

　　争议是避免不了的。很多大人物、大事件都是如此。商鞅最终难逃被车裂的悲惨命运，几千年来也始终遭受到历代文化工作者的不断追讨，然而，如果没有他的理论，秦国还能实现霸业，历史还会像现在这样演绎吗？

　　有关乒乓球队贬逐队员这件事，我无意探究其间的是非。我只是突然想到商鞅，并且胡乱把两者扯在了一块而已。